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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少懷司鐸傳略 ~ 林時晴編寫 ~
鮑思高家庭通訊 • 第 91 期，1989 年
前言
一九八八年，是聖若望鮑思高神父逝世的一百週年，翌年 (一九八九) 又是他的一個偉大的日子，即畢少懷神父誕生的一百週年。
畢神父把畢生的精力奉獻給中國，他贏得了「中華鮑思高」的美譽。
至目前為止，還沒有一本談及他事跡的書籍。為了紀念他，我編寫了這一小冊子，奉獻給中華會省鮑思高大家庭成員；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有人撰寫一冊有關畢神父的詳盡行傳。
一八八九年五月廿三日畢神父生於義大利的迪拉諾 (Tirano) 幼年時，他便成了無父無母的孤兒。他在一封給一位剛失去母親的會友的吊唁信內寫著：「如今你的母親比以前更接近你了，當我六歲的時候，我的母親便去世了，但我卻常常覺得她是在我的左右；無論在我悲傷、作小牧童、或希望得到一個較高的聖召時我便感覺到我的母親在對著我微笑，和輕輕地替我抺去面上的眼淚。」
從這封信中，我們可以得悉：
他幼年時便失去了雙親；一如鮑思高一樣，他是一個牧童；年輕時，便有想做神父的意思。
他寄養在親戚家中，數年後，他被送到了桑地里阿 (Sondric) 慈幼會的中學去唸書。從那時起，慈幼會便成為他的家了。一九零五年，他進了初學院，一九零六年七月三十日發願，九年後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四日) 晉升了鐸品。
同年，歐戰爆發，他被徵召入伍。一天，他在路上遇見一位軍官 ─ 一位慈幼會士，便用兄弟般的口吻向他問好，豈知那位軍官立刻命令他立正，並責備他為何不守軍紀，之後，畢神父便繼續上路，但心中卻悶悶不樂，因為他見到這一位會士著重軍官的身份多過修道的身份；他行了不久，又聽到一陣沉重的腳步聲來近，他以為另一位軍官走近，所以他便即刻立正行了軍禮。但是那位軍官從背後向他說：「少懷，你在做甚麼？」隨即便擁抱著他，原來那是徐載德神父 (Don Ziggiotti)；當徐神父升為總會長後，在一個慶祝會上，畢神父便覆述了這個有關行軍禮的故事。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慈幼會的長上接管由廣州教區劃分出來的韶州教區，翌 (一九一八) 年，首批傳教士到達那裏；第二年，長上們預備了另一批傳教士來中國傳教。那時，畢神父剛巧退役回來，便自願參加了此批傳教士的行列。
一九一九年八月畢神父離開杜林，經過兩個月的行程後，在九月廿八日到達香港，翌日便到了澳門。在那裏知道賀道行神父 (他是在一九零六年，首批到達中國的慈幼會傳教士之一) 不幸地在數天前去世了。
畢神父留在澳門數星期後，就在十月廿一日到達韶州，該月廿四日，在一間小聖堂內，傳教士便將這個新教區奉獻給聖母進教之佑；數日後，各傳教士便向四方八面出發，畢神父卻留在韶州，學習中文 (客家話)；他天資聰敏，很快便能夠掌握自如。另外，他還幫助雷鳴道神父管理日常的事務：例如負責供應給傳教士所需的彌撒酒、及其他東西，因此他們稱他為教區的財務長。其他教區的財務長，負責管理教區內的財產，但是韶州教區因為沒有財產，畢神父便成了一位有名無實的財務長。
在雷主教的腦海中，他十分希望能夠為他教區內貧苦青年找尋到一處安身之所；但很可惜，他在韶州市內不能找到合適的地方，於是他便把河西的一所房子，改建成為一所孤兒院，稱它為聖若瑟孤兒院，更委派了畢神父當院長。該院於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七日正式開幕，學生主要是一群很貧窮的兒童；雷主教聘請老師給他們教學，畢神父則教授他們要理、音樂、體育等等。在他的指導下，大家生活融洽，充滿著家庭精神，好像鮑思高神父初期的青年中心 (Oratorio) 一樣。那時，畢神父也組成了一隊銅管樂隊。
一九二四年河西全體學生遷移到新校勵群學校去，畢神父受委為第一任校長。勵群學校的銅樂隊是當時曲江唯一的樂隊，因此他們常被邀請到校外作表演，以增加節日氣氛；這隊樂隊和它的負責人 ─ 畢神父因此便揚名於粵北。畢神父也是一個足球健將：在他的教導下，勵群足球隊很快便成為曲江的冠軍隊伍。
在學期結束暑假開始的時候，畢神父便陪送遠方來就讀的學生回家，他便利用這數天的行程，作為一個傳教的好機會，例如：他們要停船過夜的時候，他們便在附近奏起音樂，作獨幕劇和講論天主的道理；這樣的行程，十分相似鮑思高神父和他的學生們的「秋季旅行」。
勵群學校初期只有小學，後來增設中學、工業及師範各部門。在那數年間，中國發生了一種反宗教運動：在韶州，一些學校的學生開會宣講宗教的壞處；但畢神父的學生卻訓練有數，十分勇敢地與他們辯論起來。
一九二九年，畢神父代表中華會省前往意國杜林，參加慈幼會代表大會。
一九三零年三月初，畢神父被委任為中華會省的省會長，他負起省會長的責任達廿二年之久。
當時會省辦事處設在澳門，在那裏有他的秘書和會省檔案，但是會長卻多在國內，向人們介紹鮑思高神父和他的工作；他由北方的北京直至到雲南的昆明，都設立了慈幼會的學校。
畢神父最心愛的便是培育、訓練青年會士的修院，他十分關懷、幫助及鼓勵他們。為使他們高興，為他們組織旅行、朝聖、慶祝會、瞻禮、戲劇、小歌劇等等活動。初時只有神學院，那十個神學生便住在聖類斯學校附近；他們所居住的地方十分細小不便；畢會長將筲箕灣兩所屋子買下，使他們能夠在第二年 (一九三零年) 的暑期後，搬遷到那裏居住。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位神學生晉升鐸品。兩個月後，他們便離開修院，出外工作；過了不久，修院又熱鬧起來了：一九三二年，修院內共有八位備修生、八位哲學生及八位神學生，和他們教授起來計算，地方又告不敷應用了，畢會長希望能將修院擴建。有幸，當時會省財務長韋助力神父 (Don Wieczorek) 趕回到他的祖國 (波蘭) 和到美國籌款，他的同胞和在美國的波蘭僑民十分慷慨捐輸，使畢會長能完成他的心願，擴建修院。
由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六年期間，修院中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件：在這三年內，修院的長上和修生們產生意見分歧，數名修生被遣返國；而畢會長自己也要在年中親身負起院長的職責。
一九三零年，開辦初學院，本地的備修生也增加了許多：在一九三六年共有三十名備修生，為了地方再次不敷應用，他們只好遷往香港仔兒童工藝院內居住，幸得當時的校長金以義神父 (Don Bernardini) 慷慨幫助，他們才能安頓下來。
一九四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意籍和德籍的會友不能在香港逗留，神學生和哲學生遷往上海，不久，初學生也搬到上海了，修生因此能夠在南市的大紅房子 (La Casa Rossa) 內繼續上課，而備修生卻遷往澳門母校。
畢會長在上海的時候，要負起一百多人的生活，藉著天主的幫助和聖母進教之佑的保護，他能夠供給每一個人生活的所需。雖然當時生活十分困難，但是畢會長卻能使大家都能平安愉快。雖然糧食不足，天氣嚴寒，那一座「紅房子」的牆壁有一個大裂口，北風四面吹進，但每人都忍受著。修生們熱心地度過他們的生活，他們多次以演戲的方式來吸引許多聖召。初時他們預備了一個要理展覽：在壁報上有一幅大型圖畫、道理畫、各類圖表等，也複製了古羅馬的地窟。
為了紀念耶穌會會士到達上海一百週年，畢會長要求修士們預備廿幅有關上海教區的起源、發展、和佘山聖母聖堂歷史的「活動圖」，在這些圖表上寫上解釋的字句，在慶祝會中有音樂伴奏，修士們展出這些活動圖多次，使許多人都欽佩萬分。這樣，許多知恩的耶穌會士都十分樂意在畢會長有困難的時候幫助他。某日，他們的財務長對畢會長這樣說：「萬一，耶穌會只得一個麵包，必定會分一半給慈幼會的！」
修生們多次為上海的公教學校和修會表演戲劇和小歌劇，雖然預備這些事情必增加修生們的工作，但卻給修會帶來了許多的好處：首先，許多人因此認識了慈幼會而成為恩人；第二，許多青年申請入備修院。因著修院的良好精神，驅使許多教區神父也送他們的青年來。因著這件事，上海主教逼著要訓誡他教區內的神父，不要忘記教區內也有自己的小修院。
在上海的時候，每年有六位備修生進入初學院；但在一九四四至四五年，初學院被迫停辦，因為那些由澳門往上海準備入初學的備修生途中遇難。
一九四七年，初學院和哲學院遷回香港；而神學生卻留在上海，直到晉升司鐸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