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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少懷司鐸傳略(續) ~ 林時晴編寫 ~
鮑思高家庭通訊 • 第 92 期，1989 年
在中國的發展
畢少懷會長神父在任期內，慈幼會在中國有極大的發展，萬卷書也不能將他的功績記錄下來，現在我只概略地記錄下一些：
海門的朱主教，多年來請求慈幼會到他的教區內創辦學校。在一九三三年，畢會長遣派了一位神父和數名修士到達南通，興辦一所農業學校；在那裡，他們已有房舍和學生，但沒有所需的田地。因此，他們在首兩年內，只有以養雞和牧放山羊為主；最後，主教因著經濟困難不能購買土地給他們，那些會友只好返回上海。
在一九二三年的時候，中華區耿會長和數位富有的人士，已開始談及為香港的青年設一所工藝學校；一九二七年，香港經濟陷於危機中，故被逼中斷了。數年後，雙方繼續傾談；最後，香港政府給予我們一座落在香港仔的舊紙品廠作為學校。但很可惜，這紙品廠的設計並不適合作學校使用，迫使畢會長要將整座建築物拆毀，另建新校。新校終於一九三五年正式啟用。
曾經有一位有意作傳教士的法國藉修士前往拜訪鮑思高神父，聖人便勸他加入巴黎外方傳教會，他接受了鮑聖的建議。數年後，他到了中國的雲南省，並且成為雲南府 (即昆明) 的主教，他便是金夢主教 (Mons. De Gorostarzu)。他是慈幼協進會會員，因此十分希望在他的教區內有慈幼會的學校，一九一零年金主教聽到慈幼會士已到達中國後，便寫信給在澳門的賀道行神父 (Fr. Olive)，但當時慈幼會在中國只有四年，沒有能力向他處發展，只好婉拒了這次的邀請。
一九二四年，在上海召開了中國全體主教會議，金主教在會上遇見了雷主教，並向他提及有關在昆明開辦學校之事，但可惜為當時的慈幼會來說，到中國內地發展的時機還未成熟。到了最後，慈幼會士終於在雍主教 (Mons. De Jonghe) 任期內到達昆明，雍主教曾為上海「公教中央辦事處」(Catholic Central Bureau) 主任。在他任內，他曾視察了全中國的公教學校；在曲江的時候，他十分欣賞勵群中學，因此當他晉升為昆明主教時，便立刻邀請畢會長派遣會士到昆明來開辦學校。昆明雖然地處偏僻，但畢會長卻甘心答應了；一九三四年，會長派了紀勵志神父 (Don Kerec) 和另外兩位修生到昆明。
當時由香港到昆明的路程是十分艱苦的，他們先要從香港乘船往海防，由海防乘坐汽車到河內，再步行兩天，然後坐火車攀登上二千多呎高的昆明。雖然路程是如此艱辛，畢會長也多次前往昆明探望當地的會友。初時，昆明的學校遇到了一些困難；在抗戰期間，學校曾發生多次被日機轟炸的危機。戰後，學校開始好轉，一直到中國解放後才停辦。
一九三八年，上海主教批准畢會長在閘北成立一間本堂和開辦一間學校。 一九四一年，畢會長由香港前往昆明的途中，遇見了一位法國籍的慈幼會士杜邦神父 (Fr. Dupont)，他是在日本被法國政府徵召到那裡服兵役的，因為當時越南是法國的屬地，而在河內有一位慈善家，成立了一所為混血兒而設的孤兒院。那位慈善家去世後，河內的主教便請杜神父來接管，杜神父便問畢會長的意見；畢會長同意他接受這個使命，並且許下會派遣多名會友到河內去幫助他。不幸，因著戰事的關係，只能派了富榮理神父 (Don Petit) 到他處。
他們兩位一同負起孤兒院的職責直到一九四五年，就在當年，杜神父被越共殺害，孤兒院被迫解散，富神父只好返回法國去。
粵華中學是兩位女士在廣州創立的，但因著戰亂之故，該校由廣州遷移到澳門；又是為了經濟的問題，不能繼續辦學。因而邀請了慈幼會以低廉的價錢來將它收購，當時陳尚仁神父 (Don Acquistapace) 立刻用電報詢問當時在上海的畢會長的意見，畢會長從上海回電批准。從此，粵華中學便成了慈幼會在澳門的另一所學校。
一九四三年，中日戰爭尚未結束，畢會長在徐州開設了一間工藝學校，這會院多年來是全會省內最貧窮的一間會院。戰後，它逐漸發展，直到解放後才停辦。
聖若望鮑思高在他的奇夢中，看見自己的神子們到達北京工作。因著這個緣故，在中國的慈幼會士十分希望能夠將會祖的預言早日實現。一九三零年，慈幼會長曾經向北京的主教提出，希望能夠到北京那處工作；但是那位主教卻婉轉地回答他們說：「我並不需要你們。」數年後會長再次提出這個要求時，那位主教回答說：「只有屬法籍或會說法語的神父可以到來。」慈幼會的長上不希望有這樣的限制，因此這次傾談並無結果。一九四七年，當時北京已經有了一位華藉主教，畢會長便派遣陳尚仁神父和數位會友，到達北京開辦一所為清貧兒童而設的孤兒院。北京的教友便常常到孤兒院的聖堂內參與彌撒。當陳神父離開北京後不久，孤兒院因此也停辦了。
戰時，在香港修院內，興辦了一所細小的學校。戰後畢會長便將這學校演變成為現在的慈幼中、小學校。
在畢會長神父任期內，多位主教曾邀請慈幼會士到他們的教區內辦學；他為了回應他們的邀請，先後去到多處地方，與他們商討有關開辦學校之事，但是因著戰事和會友人手不足，這事只能擱置一邊。
當中國成立「聖教統序」(Gerarchia Ecclesiastica) 後，國內所有的宗座代牧便相繼成為當地主教，而宗座代表便要到各處為他們舉行就職典禮，但因中國地廣，前往各處需時；因此，宗座代表多次委托畢會長前往主持。這是一件十分光榮的義務，但是他並不因而自大；他有一次曾這樣說：「我自己從來沒有一個虛榮的思想。」
畢神父的為人
他的熱心並不是平常的，而是懇切的，他常以身作則，利用身教多於言教；他更具有慈父般的親切。
一天，當他在一所備修院內接見兩位將要到中國去的備修生時，他熱情地擁抱著他們，使他們十分興奮；而其中的一個備修生那時只得十五歲，畢神父便親自前往拜候他的父母。他們十分擔憂，因為中國是一個非常遙遠的地方；畢神父見到他們的時候，一如見到自己的父母一樣，熱情地擁抱著他們，滿懷愛心地與他們傾談起來，除去他們一切的憂慮，最後，那位備修生的父親向他的兒子說：「我真是十分放心讓你與這樣的人前去、甚至到北極也放心。」
有一次，畢神父在意大利遇見了一位剛剛從中國回來省親的會友，那位會友因為沒有携帶任何禮物回家探親，因此便詢問他是否有些禮物，可以送給家人？畢神父即時把他的一些中國藝術品送給他。
每次回到意大利，他必定前往拜候那些在中國傳教的會士的父母；他這種做法，使到許多會士的父母都深表欣慰。
當編者奉獻首台彌撒的時候，得到畢神父為襄禮的司鐸。事後，我詢問他說：「你為甚麼會擇選了我？」他答說：「因為我曾經向你的母親許諾過的。」
每當一批新的傳教士來到中國的時候，他必定親身到碼頭熱情地歡迎他們，免得他們患起思鄉病來。
當他任會長的時候，熱心地幫助了許多人、特別是那些有才智的學生，幫助他們完成學業、甚至到達大學的程度。
在大戰期間，上海修院糧食不足，但是畢神父能得到一些豬肉時，必定將一部份送給聖衣會的修女。
在某一年，畢神父應邀出席參加在馬尼拉舉行的聖體大會，會上有許多中國籍的神父和教友參加；但是因為他們都說不同的方言，以致做成許多的隔膜。畢神父只好權充他們的翻譯，那時蕭希哲神父 (Don Massimino) 也在場，他便問畢神父說：「你何時學會了這麼多的方言，而能從中領會呢？」畢神父回答說：「當我能夠在他們的十句說話中，明白三句後，我便能猜到他們全段說話的意思了。」而蕭神父卻說：「我卻恰好相反，當在十句說話之中，若我意會不到其中七句的時候，我便甚麼也不明白了。」
樂觀的精神，可說是畢神父的特點。他常常與會友們討論有關慈幼會將來的發展，使大家聽後都異常興奮。
在他任會長期間，曾忍受了許多痛苦，有些是人為因素，他對這些都默默地接受和誠心的寬恕。某天，他對一位神父這樣說：「我收到了一封得罪我的信，但我已寬恕了這寄信的人；但我仍然保存著這封信，好能幫助我守謙遜的德行。」
由於經濟的緣故而帶來的痛苦也不少，現在只講述其中兩則：
一九三八年，上海的意大利大使館送給畢神父一筆為數五萬里拉的津貼金，他便立刻利用這筆款項來清還所欠債務；豈知數日後，大使館通知他，那筆津貼金的一半是為香港的恩主教的。可憐的畢神父，那些錢經已用完，而在香港的恩主教也要求得到他的一份，而大使館也頻頻催促他，他只好以書信方式，向各方面解釋他為何不能立刻交出那筆經已用完的款項，他並且要簽署一份文件，答應日後分期償還這筆欠款。
另一件事給予畢神父更多的困難：這就是在興建筲箕灣慈幼學校的時候，上海有兩位富人答允支付建築費；但到了要付款的時候，他們卻不能履行所應允的，而建築公司卻苦苦追迫，畢神父只好向各方面籌款，但因為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作抵押，銀行不肯借錢給他。他於是前去請求一位大修會的財務神父借錢來還債，那位神父不單不肯借，而且還四出宣傳慈幼會很快便要破產了。幸得當時有一位有名望的朋友出面，擔保畢神父必定會清還所欠的債務後，那次的風波才算平息了。
畢神父十分敬愛鮑思高神父，時時處處宣傳鮑聖的德行和他的教育法，他十分尊敬和樂於服從他的命令。在一九五二年，當總部長上請他讓位給陳尚仁神父和前往菲律賓的時候，他毅然前往，為他來說，這當然並非一件易事，但並不是因為離任一事，而是因為要他離開他所喜愛的中國；另外一件令他十分難過的事：他知道有些會友曾經寫信給總部的長上，說他的活力已衰退了。
「被誤以為活力衰退的畢神父」，他在菲律賓服務期間，竟然成為兩間大型學校的院長，而且再一次負起省會長的責任。在他年老的時候，他曾為聖斐能多 (San Fernando) 學校和備修院的神師。對他來說，當神師的工作還不足夠，他於每主日都到附近的鄉村主持彌撒、聽告解及講道理等。
在一九七一年正月三日，主日，正當他要預備外出工作的時候，突然「中風」去世。最後，他只能說出「完了」這句話。
鮑思高神父曾經說過，無論何時，一位會士若在工作中去世，為修會來說便是一大光榮。現在，畢少懷神父正是慈幼會的一大光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