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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認識的陳基慈神父 ─ 片段回憶 ~ 初田 ~
鮑思高家庭通訊 • 第 171 期，2002 年
初次相識
早在一九四四年，我已認識陳基慈神父，當時我還未領洗入教。日本侵華、香港淪陷，生活艱苦。我家在澳門，那時我年僅十一歲，進入了一間政府開辦，交託給寶血會修女主管的「貧民住宅」(Casa es Populi)。在那段日子裡，大約每隔一個月，便有一位穿黑長袍，下巴有撮黑鬍子，籃色的眼睛，滿臉掛著笑容的外國人，騎著腳踏車，到我們這裡來，教我們唱歌，給我們講故事；所教的歌至今我還會唱：「大海之中間……」(六十年後，每逢瞻禮慶典，他還是唱著這首名曲)。臨別前，他還給我們每人一些糖粒。那時我們真的欣喜若狂，巴不得他每天都來教我們唱歌，給我們講故事那就好了。由修女的介紹，我們才知道這位穿黑長袍的外國人，是一位神父，是無原罪工藝學校的校長，名字叫陳基慈。以後，我們便叫他陳校長。大家都感覺到這位神父很愛孩子，真像一位慈父。
望夏挑泥
太平洋戰爭爆發，澳門雖沒有直接遭受戰火蹂躪，但由於海陸交通繼絕了，全依賴外援的澳門，外來物資機乎斷絕，糧食十分短缺，即使有錢也難購得米糧，這時期不知多少人活活地餓死了。
當時，澳門政府委託陳基慈神父在望夏進行一項移山填土工程，需要大量工人挖土、挑泥 (當時還未有挖掘機器)。陳基慈神父便率領我們 (他的慶禮院學生)，早上 (如果是主日) 先在聖母望德堂望彌撒，然後大夥兒到望夏去挑泥賺粥吃。每挑一擔泥可獲一張粥票，四張粥票可換取一碗白米粥。這樣我們便可以勉強捱過飢荒的那段日子，不致餓死。當時，陳基慈神父經常來探望在挑泥的我們，臉上顯出關懷、慈祥的微笑，給我們打氣說：「Coraggio！勇敢吧！」聽到他的鼓勵，有如服食了興奮劑，頓時覺得肩上的擔子也輕了，步伐也加快了。
歡送晚會
一九四六年，那時我還未進入無原罪工藝學校寄宿，只是一名外宿生，當然沒有像寄宿生般與校長那麼多機會接觸。只是早上返學時，見到他在門前歡迎我們，滿面笑容地向我們說：「早晨！」放學時，間中也看見他站在校門給我們說：「再見！」有時還在我們耳邊說句親切鼓勵的話。
一九四六年七月，學年結束，陳基慈校長任滿，奉調前往北京，據說是要在北京開創一間兒童工藝院。一個晚上，學校舉行一個盛大的歡送晚會，連外宿生也可以參加，因此，我才有機會親身經歷這次令我畢生難忘的感人的場面，在歡樂歌唱中，人人內心都暗藏著哀傷，因為慈父要離開了，大家都捨不得。有人滿眼含著淚光，有人暗地裡飲泣，有人竟哭起來，感人的場面，非親歷其境、親身感受，實難用言語或文字去形容。
會長約見
中國赤化後，國內所有慈幼會機構被迫解散。一九五二年，陳基慈神父由北京調回香港，任省會長職。那時我只是一位暫願修士，在九龍鄧鏡波職業部工作。
一九五七年某天，陳會長忽然約我到他的辦事處與他見面，當時會長辦事處設在聖類斯學校 (會省辦事大樓還未建成)。初出茅廬的我，到了聖類斯學校，也不知會長辦事處在哪裡，便到詢問處詢問，這位眼角高高的看門大官，見一個衣著平庸的陌生人，不知是甚麼三教九流的危險人物，於是說：「會長很忙，現在不見客！」那時，我有點光火，不管他說甚麼，自行乘升降機直上三樓，那時陳會長已在等候，一見我，便親切地歡迎我，可是他並沒有叫我進他的辦公室，卻在走廊上與我一起用拉丁文念了「三鐘經」。然後才談到正題。原來他之所以要約見我，只是問我是否願意到美國去深造印刷科。
其實，對一個暫願修士，只要會長下命令，必定惟命是從，何必徵求他的意見呢！不過，從這件小事，可見陳會長是多麼尊重每一位會士，即使是暫願的修士。
越南•路環
省會長職任滿，陳神父奉調往越南，十六年之久 (一九五八至一九七四年) 在越南當會長兼總會長代表。其時越南生活很窮困，陳神父工作的艱辛，也不難想像。越南赤化後，陳神父奉命調回，在澳門路環聖方濟各學校及堂區工作。陳神父任聖方濟各堂主任司鐸時，我有機會去探望他，雖然那時他已年屆古稀，可是聖方濟各堂在他努力經營下，搞得有聲有色，竟成為旅遊人士必到的朝聖之地。
少懷之家
陳神父當聖方濟各堂區主任職直至一九九零年，由於經過長時期的不停辛勞工作，彷似一部長期磨損的機器，不得不停下來了；他的身體實在太疲勞、太軟弱，再捱不下去了，雖然萬分不捨得，也不得不退下來，入住香港的少懷之家休養。但他的性格是活動型的性格，怎能耐得住不工作呢？在休養期間，他仍然每天午飯後，趁慈幼學校中午小息時，獨自走到學生之中與他們傾談、說笑。學生看見一位如此慈祥、健談的長者，而且是外國人，臨在他們中間，都很喜歡跟他傾談。此外，每主日他都到慈幼學校的聖母升天彌撒中心幫助聽告解，直到他再不能走動才停止。他又印備很多敬禮聖神、聖母等的宣傳單張，送給來少懷之家探訪的教友和舊同學，充份表現出一位傳教神火永不熄滅的傳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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