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蘇冠明神父  ~ 職業部六四校友  余鴻健 ~

鮑思高家庭通訊 • 第 175 期，2003 年

欣逢母校五十周年金禧慶典，筆者獲職業部校友周志和學弟聯繫，參加了部份慶祝活動，有機會晤見昔日師長學友，歎時光飛逝，多年不見，昔日的青年壯漢，今日風塵滿面，兩鬢如霜。學友中不少已退休賦閒，弄孫為樂。座談中，不約而同追憶緬懷往事，念昔日在學時光，師長恩情，課餘趣事，不禁眉飛色舞。

筆者一九五九年下學期轉校入讀九鄧英文小六，半年後可直升工專中一，因父母早喪，兄長無法負擔昂貴學費，乃申請轉往職業部印刷科主修排字，當時職業部學費十元，直至畢業離校，也沒有增加學費，工專中一學費四十元，相差達四倍，以當時生活指數衡量，工專適合中產階級的孩子，而職業部適合貧困家庭。職業部學生除中、英、數、聖經四個學科之外，大部份時間在工場內實習。早期可選修印刷、裁縫、皮鞋等工科，後來只得印刷和裁縫。

職業部學生在五六十年代是艱苦成長的一群，一般都是家境貧困，學習環境欠佳，在校內備受歧視，因為工專及中學部付較多學費，所以享用最多校內資源，職業部沒有獨立班房，當其他學部同學上課時，我們必須留在工場內，待中學部下課後才借用他們的課室上課，我們沒有一般中學的體育、美術、音樂等科目，但是所有師長都承認這些貧苦的職業部學生很有天份，他們沒有體育訓練，卻在校運會中勝出大部份的徑賽項目，更佔據了各組別足球校隊的位置，職業部更多年奪得校長杯球賽冠軍。職業部沒有音樂課，卻是銀樂隊的骨幹。美術方面職業部亦人才輩出，日後許多校友從事藝術及設計。無論如何，在當時學部分立，資源不足情況下，職業部同學總有是二奶仔的感覺。

當日的困苦和壯志未籌的苦惱，竟成為今日美好的回憶，大家說起來都同意在九鄧遇到了一群好老師和一個愛護我們的好校長蘇冠明神父，他們對我們的照顧、關懷和盡心的教導，在四十年後的今天，仍銘感於心。筆者今天向各位再說出四十多年前的親身經歷（筆者曾經在八零年代在公教報撰文紀念蘇冠明神父，慈幼家庭通訊曾經轉載），見證前人的善表。

一九五九年筆者以插班生身份入讀九龍鄧鏡波工專預備班，其實之前已停學一年，在廟街一所理髮店當雜役和學徒，原以為畢生沒有機會再入學。筆者出生於一個子女眾多的家庭，是家中最小的一個兒子，長兄年紀相差二十歲，筆者年僅十歲，父母在三個月內相繼因病去世，頓時成為一個孤兒，需要倚賴兄長的照顧，當時時興早婚，兄長已成家立室，生兒育女，一家數口擠住在一戶舊樓的板間房內，生活困難，環境坎坷，再要照顧一個弟弟，實在百上加斤。其他的兄姊也好不到那裡，筆者幼年像皮球一樣，在兄姊間滾來滾去，從來沒有一個家，嫂嫂更認為筆者是破壞她家庭的負累，經常惡言相向，當受不了的時候，便唯有離家出走。當年並無社會保障，也沒有所謂九年免費強逼教育，正是天生天養。在鄰居的介紹下，到他親戚位於廟街的理髮店工作，當年廟街是黃、賭、毒、騙子、江湖好漢、牛鬼蛇神的集中地。耳濡目染，自然見識良多，在那裡工作一年之後，長兄的入息增加，認為有責任繼續照顧幼弟，於是召筆者回家，經鄰居一位九鄧職業部學生的指導，考入九鄧工專預備班為下學期插班生。

筆者經歷了一些人一生也從未遇過的生活體驗，成熟程度比同齡同學高，對學業亦較專注，所以雖然停學一年多，筆者的升中試竟然考得不錯，可以直升工專中一。當時的院長兼校長便是蘇冠明神父，教務主任是文啟明神父，這兩位神父都是性格巨星，一個白鬚白髮，和藹可親；另一個黑鬚禿頂，嚴峻冷酷。在學生心目中，蘇神父是一個慈祥的大好人，而文神父是不講情理的惡人。相信五六十年代曾經就讀於九鄧的校友必有同感。今天回想起來，相信是兩位神長的刻意分工，一個扮黑臉，一個扮白臉。就像家中雙親，總有一個和善，一個嚴厲，這樣才有效教育子女，維持紀律。九鄧自創校以來建立了優良的校風，歷屆校友人才輩出，全因為師長們各盡本份，因材施教，而學校秉承慈幼會的教學傳統，德、智、體、群並重。四十多年後今天，筆者寫下了自己的親身體驗，願與學弟們分享。

筆者原可直升工專中一，但遭嫂嫂反對，她認為學費太貴，不能夠負擔，要我升讀職業部，學一門技能將來打工去罷！當年工專預備班收生嚴謹，若升中試成績不佳，便須淘汰出校，雖然派了成績表，許多同學的成績在好與壞的分界線，在派發升中証之前，大多數同學都忐忑不安，恐怕被淘汰出校。派發升中証當日，班房內鴉雀無聲，這樣悲喜交集的場合，當然是由黑面判官文神父來主持，他站在講台上一面嚴肅，每唱出一個名字，學生便走到台前領取了升中証，學生才放下心來。當唱出筆者的名字，筆者到台前向文神父表示放棄升讀工專，決定轉讀職業部。他面露詫異之色，隨即說：「可以。」翌日，在院長室門外有家長和學生排了長長一條人龍，相信不少輪候者是希望向蘇神父爭取筆者放棄的學位。

職一的時候，職業部學生每天只上三節課，主要是中英數三科，每天要待中學或小學部放學後，空出班房才輪到職業部上課，從來沒有固定班房給我們上課，大部份時間留在工場內實習。表面上職業部備受歧視，但我們卻受到另外的關懷，每天將近下課，校方準備了奶水和麵包給我們享用，雖然我們稱那些麵包為「橡皮艇」，但是為一些窮學生已經是很好的營養補充。最受學生歡迎的是每星期有一天由蘇神父親自到工場內派米或派麵條。

事實上老師們並沒有因為我們是職業生而疏於管教，他們教學的熱誠令今天的老師也感到慚愧。筆者的班主任黃就安老師，一天查問筆者，為什麼中午飯後常常遲到，根據校規若遲到一次記一個缺點、三缺點一小過、三小過一大過、三大過便要出校。當時筆者已累積了一個大過，筆者告訴他每天中午由土瓜灣沿天光道步行，經亞皆老街約廿多分鐘到西洋菜街長兄的家裡，有時嫂嫂燒好飯，便用五分鐘吃完飯，匆匆步行回校上課，仍可趕及不遲到，若嫂嫂沒有心情燒飯，筆者便要自己燒飯吃完才急跑回校，怎會不遲到？黃老師聽後，不知他有沒有向家長求證，雖然筆者以後仍然經常遲到，年終成績表的勤學紀錄仍是只得一個大過。

職一大考筆者有優異成績，派成績表後筆者告訴黃老師，照當時的情況下，下學年必須又再輟學，再去找工作維生。他很感可惜，卻無能為力，於是聯絡他的一個親戚，讓筆者在一間貿易公司當後生（相當於雜役兼信差）。東主包食宿並有二十元月薪。筆者已感到很滿意，雖然只得十四歲，能自食其力，已不敢奢望繼續求學。工作了五個月後，東主在尖沙咀開了一間酒吧，筆者又調往酒吧工作。黃老師知道後比筆者還要擔憂，其實筆者十一歲已在三教九流的廟街做工，酒吧環境比起來已單純得多，而且東主希望筆者學好些英語，協助招呼客人，特別准許筆者每晚離開三小時去上夜英專。

一天在酒吧收到由蘇神父署名的信件，只簡單的請筆者回校跟他見面，令筆者難以置信，像蘇神父這樣身兼院長和校長，每天候見他的人數以百計，卻專誠約見一個已離校大半年的失學少年，確使人有受寵若驚感覺。

筆者於翌日早上趁酒吧還未開門營業，回校見蘇神父，他一見到筆者便一抱入懷說：「你回校唸書罷！你的情形我知道了。」筆者大感驚奇，不明白怎會發生此事。只有坦白告訴他家庭不支持，沒有辦法維持生活。他說：「學校有寄宿，我給你一個宿位。」後來寄宿後才知道寄宿生是學校沉重的經濟負擔，宿位必須輪候，宿費每月八十元，而且很少不經申請輪候便直接入宿的，但是卻發覺不少宿友像筆者一樣獲豁免宿費。有時蘇神父在訓話中透露，他要經常向恩人求助，才可以維持宿舍的運作。難怪蘇神父退休後，接任的邱心源神父，立即關閉了宿舍。

筆者自父母去世後，從來沒有一張固定的床，無論寄住在兄姊的家內或在打工的地方，都是晚上沒有人來往時，在走廊張開帆布床，有時用兩張木凳放一塊長木板便是臨時睡床。寄宿後有了獨立固定睡床、私用的貯物櫃和在自修室內有一張專用書桌，換下來的校服有洗衣房代洗燙，衣服破了，那些好心的洗衣房亞姨細心修補好才放回衣櫃內。生活、學習、祈禱及課外活動都定時有序，寄宿的幾年內就像住在天堂內，總不明白為什麼有些宿友經常抱怨。

蘇神父身為院長，代替了宿生的家長，成為監護人，他也是最能處理問題的學校社工。無論宿生有學業上、情緒上、經濟上出了問題都會找他解決，除了每天在聖堂內和早會上向全體師生訓話和祈禱，每晚深夜他必定巡視宿舍。在寒冬深夜看見蘇神父穿著單薄的睡袍，靜靜的在你床前行過，給你蓋好被子，你卻躲在溫暖的被窩內，怎可以不受感動？

每月最少有一天，蘇神父須個別面見每一位寄宿生，查問宿生的功課，簽署學生手冊，筆者職二上學期缺課，下學期開課後一段時間才回校，他擔心筆者功課上有困難，指派舍監謝修士（謝家賢神父現為九鄧院長）為筆者私人補習。一個盡心的教，一個願學，不到兩個月已趕上來了。每次宿生呈交成績表給蘇神父簽署，都很緊張，害怕成績不好，會傷了他的心，直至他從抽屜拿出糖果，我們才放下心來。漸漸我們知道，他不重視考獲的名次，卻很留意學生哪一科退步了。他既是學校最高負責人，又是宿生監護人，我相信沒有人比他做得更好。

一九六二年蘇神父離任，他並沒有跟我們一一道別，一天早上起床，在床頭櫃上有一張蘇神父照片，是他留給他的學生唯一紀念品，筆者一直珍藏，作永遠的懷念。聽說他去了義大利休養，一天謝修士交給筆者一個信封，內有五十元，他說是蘇神父留給筆者添購衣物之用，他的愛無微不至，連學生的基本生活需要也考慮到了。

一九六四年職四畢業後，鄭海康神父和劉曉明神父鼓勵筆者繼續升學，並容許直升當年第一屆改制後的中五，邱院長亦免去筆者的學費，但是寄宿部已經取消，生活住宿便成為問題。蘇神父已回到聖類思學校當神師，他知道筆者的苦況，每月送給筆者一些生活費，但是仍不敷開支，於中五下學期，決定退學離校。後來在母校工場工作了一段日子才投身社會。

一九七二年蘇神父因病去世，之前他曾經受香港明愛邀請，擔任明愛印刷訓練中心負責人，輾轉間於一九七八年由筆者接任，他的刻意栽培，竟然得到開花結果。由他召筆者回校直至他離開塵世，十多年間雖然經常見面，筆者卻從來沒有向這個大恩人說過一句多謝，也沒有向曾盡心教導和幫助過我的恩師們說一聲多謝，這是不是古人說的「大恩不言謝」？八零年代筆者撰文紀念蘇神父，在公教報發表，頗引起了迴響。雖然用了筆名，卻逃不出師長的法眼，鄧 清慈神父要求在慈幼家庭通訊轉載。一位校友的母親千方百計查悉筆者的電話，告訴筆者有關蘇神父協助他的兒子完成學業，現今事業有成，在法國定居的故事。

筆者數年前曾約了數位校友，與謝家賢神父商議，籌組「蘇冠明神父慈善基金」，希望延續蘇神父扶助貧困學童的精神，讓他慈愛的光輝繼續燃點下去。這基金已積了一點錢，暫由慈幼會保管，仍未動用。筆者寫下了親身的見證，若各位閱讀本文後有一絲的感動，歡迎你捐助這個基金，共襄善舉。時代不同了，昔日發生在筆者身上的事，未必會在今日重演，但是這樣那樣的不幸還是在我們四周發生。若果當日黃老師和蘇神父對筆者漠不關心，各位永遠不會看見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