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童之父 ─ 蘇冠明神父  ~ 余魯 ~

鮑思高家庭通訊 • 第 51 期，1982 年

我是一個不幸的人，自懂人生之後，父親就另組家庭，不和我們同住。母親和我的生活倚賴兩位兄長的支持。可惜其中一位兄長有著沉重的家庭負擔，另一位兄長雖是獨身，卻沉迷於酒精和豪賭，生活之拮据，自不待言，只能有限地接濟母親和我的生活。我還記得母親為替我購買冬天校服，抱病帶著我去向兩位兄長乞求的情形。

更不幸的是我剛滿十歲的時候，父親和母親在差不多的時間，相繼去世，使我遽而成為一個孤兒。初時我跟隨長兄生活，但卻不能見容於悍潑的嫂嫂，於是轉由二兄撫養，但跟隨一個賭徒而又是酒徒的哥哥，生活之不正常及艱苦自不待言。

考入鄧鏡波學校

一兩年間，我轉過許多間學校，成績都不很好，因處於不正常的家庭環境，平時的行為令到許多老師困擾，他們一致認為我是問題兒童，可是沒有一位教育工作者進行家訪，去認真瞭解我的問題。其後，我二兄因賭博輸去了全部積蓄，精神幾乎陷於崩潰，連未婚妻也要跟他分手，他也再不能盡撫養我的責任，於是我又被迫再跟隨長兄生活。

一九五九年我考進九龍鄧鏡波學校就讀小學六年級，直至升讀職業中學一年級，我每天仍要受到嫂嫂的苛待。雖然功課可以應付，但常因家庭間的困擾以致時常遲到、缺課。若像其它一般學校，必定是記過或受申斥，其至驅逐出校。但慈幼會學校確實與眾不同，首先由班主任與我談話，瞭解我的真實情況，然後給予我許多鼓勵和額外的寬容。當時，我的班主任還不認為需要驚動教務主任和校長，只以他本人的方式來處理。

那時候，蘇冠明神父 Michael Suppo 是院長兼校長，在學生心目中，像天神一樣。他皓首白鬚，身材高大，面貌慈祥，尤其每週早會的時候，站在二樓露台上向全校師生訓話，微風吹拂起他寬大的羅馬袍，令人心生敬畏。我從不敢認為他有必要對我特別照顧或看待，亦不以為他能在芸芸眾多學生中將我辨別出來。

應徵做「後生」

一九六一年暑假，我再不能忍受家裡惡劣的對待，決意出外謀生。可是我年僅十三歲，只能應徵做「後生」。最初在中環的一間出入口行工作，晚上寄居於東主的家裡，每月除食宿外亦可賺得三十元的薪水。數月後，出入口行生意不景，結束營業，東主又調派我去尖沙咀的一間酒吧做雜役。每天早上九時起床，洗掃全間酒吧及清潔外牆招牌等，十時便要開門營業。早上至午間的客人很少，便要去九龍倉碼頭向遊客及水手派宣傳品。正午及傍晚又要往東主家取膳食送給酒保及侍應們吃。吃飯後則要站在店前向來往的外國人招呼拉客，並要負責替客人開門和掩門。晚上至一時打烊，待客人及侍應們離去後，才沐浴就寢。每天工作十多小時，每週工作七天，完全沒有假期，別人的假期，便是我們加倍忙碌的時間。

我對再次入學已不存幻想。在九個月後的一天，忽然接到一封信，是蘇神父約我往鄧鏡波學校一晤。那真使我驚詫莫明，而且這九個月完全沒有接觸昔日的老師和同學，理應被人遺忘了，蘇神父又怎麼會知道我在這紅燈區工作呢？

許多疑團，在以後才一一冰釋。原來我的一位同學偶然路過我工作的酒吧，發現我在門前招呼客人，回到學校後向我的舊班主任述說。我這位可敬的老師並沒有將我遺忘，在校務會議中向蘇神父陳述一切，並將他以前瞭解我的家庭狀況一一說明。蘇神父聽到之後，毫不猶豫，決定給我幫助。

意外的幸福

在他的辦公室，他擁抱了我，要我儘快辭去酒吧的工作，繼續學業。為解決我的生活，他收留我在校寄宿。因我失學多時，不能追上功課，他批准舍監謝家賢修士 (現為神父) 替我私人補習。從此，我能在安定，愉快，受愛護的環境下完成我的職業中學教育。

我更大的幸福是在這數年間獲得蘇神父像慈父般照顧和愛護。而這一位慈父並不只關懷我一個，他對每一個學生，每一個青少年都同樣愛護，尤其關懷那些貧苦無依的青少年。原來在寄宿中的大半同學都是家境或有其它特別的困難，受到蘇神父或多或少的幫助。為支撐寄宿部龐鉅的開支，蘇神父不知費盡幾許心血，乞求恩人們給予財政及物質的支持。他日夜辛勤工作，深宵時份，當各人都熟睡了的時候，恐怕我們著涼，還要巡視宿舍，給每一位宿生蓋好了被，才放心回去就寢。每當我午夜夢迴，常看見他穿著白袍的高大身影，在我床前輕輕飄過，或見他俯身給同學們蓋被。他昔日的情意，直到今天，我在寒冬深夜，起床給我的小女兒蓋被時，更深切的體會和感動。

我們段考之後，必須將成績表給蘇神父代表我們的家長簽名，他必定詳細檢視，有見成績退步，常輕拍我們的頭，從無疾言厲色的申斥。但若見我們的成績稍有進步，則輕抱我們一下，然後從抽屜中抓一把糖果塞進我們的手裡。

蘇神父的健康，一向不佳。早年在澳門他主持慈幼印書館，從事出版和翻譯青少年讀物。戰後，在上海斯高學校任校長之職，兼出版青年讀物，解放後來港，就任鄧鏡波學校院長兼校長，備極辛勞，精神體力再不能支持，於一九六三年受命往歐洲療養。當時我們聽到傳聞他將不再回來香港，我們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祝禱他早日康復，並盼望他重回香港。

他離港後翌日，舍監謝家賢修士，交給我一個信封，是蘇神父臨別托他轉贈給我一筆金錢。我明白蘇神父的心意，是盡最後的一點力，幫助我解決除食宿以外的一些開支。這些金錢，該是他平日樽節下來的零用錢吧！

良師益友的支持

蘇神父離港後翌年，我在職業中學畢業。而鄧鏡波亦取消寄宿，將宿舍改裝為課室，我又重回兄長家中。有些熱心的師長，鼓勵和支持我繼續升讀高中，可是我的一點傲氣，決定不需要兄長的支持和資助。當我經濟陷於困境時，蘇神父卻及時回到香港，在聖類思中學任神師。當他知道我的困難，立即以他的零用錢給我，要我繼續完成學業。可惜多個月之後，將近畢業的時候，亦因家中不能相容，被迫終止求學，找尋工作以維持生活，令許多愛護我的師長和蘇神父失望。

此後，我為口奔馳，只在假期往晤蘇神父，向他傾訴衷曲和聆聽教誨。後來知道蘇神父受命出掌香港仔天主教福利會印刷部，因路途遙遠，我們便很少見面了。

當我聽到他逝世的消息時，心情的激動，不能自己。在銅鑼灣聖保祿書院小堂參加了殯葬彌撒，看到他安詳的面容，他雖非我的生父，但卻代替我生父教育我，愛護我，把我從泥掉中救出來，引導我走上正確的道路，影響我一生的命運。

永不忘懷

蘇神父去世十多年了，不因時日的久遠，稍減我感恩知遇之思，反因思想愈趨成熟，感受愈覺深刻。相信今日卓有成就的校友，當年曾領受蘇神父深恩的貧苦的少年，也與我有相同的感激之心吧！

編者按：余魯原名余鴻健，是一個聰明、勤奮，品學兼優的高才生，在校時，甚得師長同學的器重和愛戴，尤其是一個飲水思源，知恩報愛的青年。余先生現在出任香港明愛印刷訓練中心的經理。本文已在公教報刊登，編者覺得本文很有教育和誘掖後輩之用，故特請准轉載，鄭重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