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著經濟的危機，使當時的社會及政治氣候更形嚴峻，一方面是源自於早年的戰禍，而最激烈的是1816-17年間，之後比哀蒙地區受著嚴重的飢荒所襲擊。蒙弗辣道（Monferrato）地區的因著農作物的失收，人口受到很大的損失。他們較少受到政治和社會上的改變，事實上，因著廢除強制服兵役的法令而得到些經濟方面的好處。受著氣候規律的變化和辛勞的農耕生活，這些都是農民的生活模式，並使他們依附著傳統的要求。

大規模的移民仍未顯露出來，直到數十年之後才白熱化。比哀蒙地區的人們都是懷有基督徒的傳統，及社會和家庭的價值觀。為國家及教會而言，這個地區仍可被視為健康的人力資源所在地。

然而，在首都及各省重的主要城市中，中產階級、學者、年輕官員及較開明的貴族後代，都他細地從歐洲向國的理想、渴求及經驗中，預視一個美好的未來。傳單、文化刊物及秘密社團，這些都包含著新的國家意識，為未來三十年及以後的改革鋪好路，透過「重整」（Risogrimento）而最後引發到查理．阿爾拔國王頒佈的法令，和獨立戰爭的發生。

在教會內部，我們要提及於1818年任命一名嘉瑪道會（Camaldolese）隱修士 – 高隆巴諾．賈維樂諦（Columbano Chiaveroti, 1754-1831）為都靈市的總主教。在文化及靈修方面是一位十分合適的人選，他並不理會自己的年歲及脆弱的身體狀況，仍然投入到自己的牧職工作。他以清晰及具方法的行動來重整他的教區，藉著教理講授來「重新基督化」自己的信眾，特別是透過「傳道式」的講道來更新人們的倫理生活。他致力於神職界方面的紀律及在牧靈、文化及靈修方面準備好將來的神職人員。他透過仔細選拔年輕的修生，及要求修院的培育具有質素。對於都靈修院的嶄新管理方式負起責任，並在Bra重開修道院，及於1829年在基愛理建立修院。在一個短時間內，便能克服了教區的聖召危機。事實上，在拿破崙政府統治後期，每年晉鐸的人數低到單數位值；但在賈維樂諦總主教任內最後時期，每年晉鐸的人數達50人之多。特別是總主教支持及鼓勵類斯．挂拉（Luigi Guala, 1775-1848）神父的工作，他創辦了「司鐸培養院」來培訓年輕的司鐸。

在這段期間，工人階級渴求教育的呼聲不斷提升，渴望能夠克服文盲的障礙，因著社會及經濟方面的開始，意識到新的要求及機遇。重新返回已過時的前拿破崙時代的學校規則，使小學教育陷入混亂的狀況，最終都是棄之不理。這種情況終於在1822年由嘉祿．費利切（Charles Felix）所進行的學校改革而得到改正過來。他要求每個行政區都興辦一所或更多的小學，每所學校都分作兩個部門，學生們要學習閱讀、聖經及教理（第一年）和意大利的基本語言及數學（第二年）。學年自11月3日開始，直到翌年的9月為止，但在農耕地區，大部份的學生都是在冬天的時候才上課，因為那時不太要求在田裡幹活。在教學方面的安排 – 大部份都是委托給神職人員來主持，一方面是要維持思想的正確及基於經濟條件 – 亦要進行小許的改動，直到改革法例出爐後才作出大型的改動（1848年的《龐剛巴宜（Boncompagni）法令》。這使1859年的《卡沙底（Casati）法令》導致最終的改革，改寫意大利二十世紀初的教育制度。

年輕的若望．鮑思高就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亦是當時人們在社會-政治、文化及科學方面所應對的急劇轉變時，所懷有的渴求、希望及努力，這些都在造就現代的歐洲社會。作為成年人的他，都能夠給予富有基督徒的靈魂及神修觀，將它們植入到年青一代的心靈，特別是那些處於低下及中等階層的人，因為他們將成為新歐洲的骨幹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