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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大樓原為Filippini修會神父的,於1829年開設為杜林總教區的第三座修院。(另外兩座分別位於杜林市及Bra)。Colombano Chiaveroti總主教希望能夠給予教區修生哲學及神學的訓練。聖若望賈法素神父曾在此畢業;鮑思高在此逗留了六年(1835-1841);Giuseppe Allamano也曾在此畢業,他日後創立了Missionari della Consol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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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樓
此大樓建於十七世紀,原屬於Broglia,後贈予Filippini修會,及後在旁建了聖斐理立內聖堂。
此修會於1801年被拿破崙政府解散,在重建時曾希望重設會院但無法實現;因此大樓直至1828年為止,由鎮政府用作學校、市檔案室及警察局之用。
1949年,修院遷往Rivoli,此處轉交給Salvatoriani神父,在此開設了學校;及後,現由基愛理鎮政府開辦學校。
此樓建為“U”字型,中間留有一大操場,那裡有一時鐘;鮑思高及他的朋友Garigliano在進入此修院時,看見上面寫著:Afflictis lentae – celeres gaudentibus horae。
在地下有門房、會客室、廚房、飯廳、小堂及課室。上層有書房、兩間睡房、院長室及圖書館;最高一層有長上宿舍、病房及其他的睡房。
鮑思高與他的同學曾留宿的宿舍位於二樓,高木祿在那裡去世;在走廊上有一石碑記載著當晚的「顯現」。
鮑思高神父日後記述了該晚所發生的事:
 
graphic由於在高木祿與我兩人之間,有着深切的友誼,彼此非常信任,往往談到兩人因死亡而隨時可能的分離。
有一天,兩人在一起讀了一大段聖人的行傳之後,一半說笑一半認真地說,如困我們兩人之中誰先去世,而能把自己的現狀告訴對方,那將是一大安慰。我們曾一再談到了這問題,於是立定了這合約:「我們二人中間誰先死去,如果天主准許,要把自己得救消息,通知在生的同伴。」[…]
1839年4月2日,高木祿去世了。第二天下午,他的遺體很隆重地被抬往聖斐理伯堂埋葬。[…]
那天晚上,大家都已上牀。臥室裏共有差不多二十個修生。我焦燥不安,深知那夜會實踐那個許約。大概在十一點半左右,開始聽到在走廊裏一個重濁的聲音,好像有許多馬,拖着輛重大的車子,慢慢來到臥室的門人,它越來越響,猶如打雷似的,使全部臥室都震動起來了。
修生們都從自己的床上跳起來,大家躲在一起,好能互相壯膽
正在那個時候,就在那種好像強烈而低沉的雷聲中,可以清楚地聽到高木祿的聲音。他三次這樣說道:「鮑思高!我已得救!」
當時大家都聽懂了那個響聲;有幾個也聽到了說話的聲音,但不明白它的意思;有些人却如同我一樣,也聽懂了那句話;因此,在修院裏,很久以後,還有人在重提這件事。
我所能記得的,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害怕:我怕得這樣厲害,以致生了一場重病,幾乎到了墳墓邊綠。
【《母院史》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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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院組織
當鮑思高修士於1835年11月進入修院時,院長為Sebastiano Mottura (1795-1876);他是一位具魄力及能幹的管理人,嚴厲但平衡的長上,任院長達31年,由創立(1829-30)開始,直至1860年暑假為止。另外有四位長上:神師、哲學及神學教授、聖斐理堂的主任司鐸。1835年,長上為:Giuseppe Mottura (26歲,神師); Lorenzo Prialis (31歲,神學教授); Innocenzo Arduino (30歲,哲學教授)及 Matteo Testa (48歲,聖斐理本堂)。1837-38年,Arduino成為監學,他教授哲學。
修院內也有一些工作,由修士們負責,包括:宿舍及自修室的管理員、小堂負責祈禱、額我略歌詠團、而負責病房及祭衣房的,則交由較年長的修士負責。那些擔任此等職責的,每月有三十里拉的生活津貼。若望鮑思高曾擔當過祭衣房,及在1840-41年間,任宿舍舍監。
修院學年內比較重要的事件有:開學前的三日祈求(退省)、秋天的考試、授予小品及在春夏兩季時授予大品。(聖枝主日前的週六、聖神降臨後的週六)、聖週前星期三、及聖週星期三的退省,和年終考試。
修院的生活及工作詳細地分工,包括:讀書、祈禱、聽命及紀律,那是修院訓練的支柱。
修院日程表
修院日程表
5:30 起床梳洗 (冬天:11月1日至3月15日)
之後每十五天提早一刻鐘,直至於4:30 (夏天:5月1日至6月30日)
前往聖堂祈禱、半小時默想、及輔彌撒
一小時的自修
8:15 早餐 (簡單) – 休息
8:45 - 11:45 早餐 (簡單) – 休息
12:00 三鐘經(聖堂)、午飯、一刻鐘往聖堂朝拜聖體
12:45 娛樂 (一小時)
13:45 自修 (半小時自修、半小時小組溫習)
14:45 上課 (兩小時)
16:45 玫瑰經 (小聖堂)
17:00 自修 (兩小時)、溫習(一小時)
20:00 晚飯、娛樂 (三刻鐘)、晚禱
21:30 宿舍
22:00 關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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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午飯及晚飯時,大部份的時間,大家在靜默中進食,聆聽一位修生誦讀文章。自將臨期開始至四旬期結束為止,誦讀時間轉為由副執事及執事負責按下主日的福音,講道廿分鐘,給予他們機會訓練。
星期四:無課。但有一小時額我略歌詠、一小時聖教禮儀、及一小時有關倫理課;下午有小組的郊外,或有家長、朋友來探訪。
星期六黃昏:有六至七位來自城市的司鐸聽修生們告解。當時規定每十五天告解一次。在平日的彌撒中,按當時的習慣,不會分送聖體;那些願意,同時得到神師的准許後,可以前往鄰近的小堂內領聖體,即在早餐時刻(8:15-8:45)。
暑期的兩個月假期,時間表有所改變:起床為4:30,下午有三刻鐘的午睡。
瞻禮日/主日時間較輕鬆:起床延後半小時,ufficio di mattutino及聖母小日課,和領聖體彌撒。早餐後,有一個半小時的自修時間;之後,前往主教座堂參與「歌詠大禮彌撒」。下午的自修時間為修讀新約及教理;最後一年的修生將會到主教座堂教導青少年教理;之後,團體隆重舉行歌詠晚禱、聆聽道理及誦念玫瑰經;之後,有半小時的自修、一小時的溫習、晚餐、娛樂、祈禱及休息。
課程
兩年哲學及五年神學課程。並無教科書,只有拉丁文的筆記,由教授講課,學生筆錄;晚上的“溫習”時段實為學生可以互相核對筆記,及提出疑問;學年由11月1 日開始,6月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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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院內的若望鮑思高修生
為鮑思高,因為修院規律式的生活,那段時間十分嚴格,但很開心;他以善意接納一切,藉著研讀和神修的生活,全以成為司鐸為他的目標;他充份利用他的時間來研讀,如善用早上梳洗及其他的時間來自修;對於娛樂方面,他認為這有可能防礙他的靈修生活。
 
graphic 課餘最普通的遊戲,是大家都知道的「破陣」。起初我很喜歡玩這遊戲;可是,由於它與玩把戲頗為相似,而我對於玩把戲已完全戒絕,所以我自願放棄這種遊戲。
有些日子,院方准許修生們玩紙牌。有一段時間,我也玩過這種遊戲;但它也是甘苦相混,憂喜參半。【…】再者,在玩的時候,我這樣聚精會神,以致後來無法祈禱或讀書;因為我的想像,不斷地受着那些紙牌上的人像或數字的騷擾,不得安寧。為此,我決定以後不再參加這種遊戲,如同我已放棄其他遊戲一樣。我是有一八三六年,即哲學第二年的年中,作了這樣的決定。
比尋常一般的遊憩時間較長的時間,就是出外遠足。修生們往往到基愛理附近各處風景非常優美的地方去遊覽。這樣的遠足,對學業也有幫助;因為各人可以與同學討論課業,無論是提出問題,或是予以解答。【…】
在遊憩較長的時候,我們往往聚集在飯廳裏,進行所謂學術小組會議。誰有什麼疑難不明的問題,或是對於課本,或是對於講解,有什麼不懂的地方,都可以提出來問。【…】
高木祿很多次來中止我的遊憩。他拉我的衣角,別我與他作伴,接着帶我到聖堂裏去拜聖體,為臨終的人祈禱,唸玫瑰經,或唸聖母小日課,以拯救煉靈。
《母院史 – 基愛理修院》【《母院史》貳3】
這樣努力學習所得的成果當然美滿,但卻影響了他身體的健康,更有多次嚴重患病;他的好友高木祿身體更弱,在神學第一年,便患上重病,及後去世。
雖然修院的生活有它美好的一面,但也有其它不足的地方:長上與修士們有著距離。「在敎區修院裏運氣很好:同學們對我很友善,長上們對我也都很愛護。」(《母院史 – 與長上關係》【《母院史》貳7】)。 某些修士們並無聖召的表現,或很不成熟:在此數年間,發生了一些事情,在鮑思高的一生中有著重要的影響;在修院的第一年的暑假(1835-36),鮑思高修士在Montaldo Torinese堡壘中度過了三個月,因為耶穌會神父為了避免市內的傳染病,將都靈市Real Collegio del Carmine學校的學生遷往那裡;鮑思高應賈法素神父的提議,在那裡重修希臘文,同時作為宿舍的舍監。鮑思高藉此機會認識了許多當地貴族的子女,與他們建立了良好關係,在他日後的牧民工作上給予很大幫助。當開始第二年哲學(1836-37)時,若望發現了《師主篇》的價值,從此便開始追尋有關靈修、宗教的書籍,而擱置了那些「通俗」文學。在第二年神學(1838-39)年,他的好友高木祿去世(02-04-1839,復活後星期二),享年22歲。在葬禮後的當晚,發生了高木祿的“顯現”,表示他已得救,那事發生在宿舍內,使鮑思高日後這樣寫道:我所能記得的,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害怕:我怕得這樣厲害,以致生了一場重病,幾乎到了墳墓邊綠。(《母院史 – 高木祿的顯現》【《母院史》貳6】)
在同一年內,若望負責祭衣房,在退省中,他首次與Giovanni Borel神父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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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ic 神學第二年,我被任命為管堂員。這原是一份低微的職務,却表示長上喜愛的一個可貴的徵象,且附有六十法郎的酬金。這樣,我已經有了一半的學費;其餘的一半,由那位有愛德的賈發束神父設法供給。管堂員應該注意聖堂、祭衣房、祭臺等地的清潔,保持燈、燭,以及其他的衣物和敬主必需用品等的整齊。
就在這一年裏,我有幸能夠認識一位最熱心的神職人員。他到敎區修院裏來講避靜道理。他在祭衣房裏時,態度愉快,談話輕鬆,過常帶有一些倫理的思想。我看見彌撒前的準備,彌撒後的感謝,以及奉獻聖祭時的舉動和熱誠,立刻覺得,那是一位稱職的司鐸。他就是杜林的神學博士若望。包萊。
他一開始講道,聽眾立卽激賞他平易的措詞,生動的敍述,明顯的語意,以及每一句說話裏所表現的熱烈的愛火。人人都說,是一位聖人。
的確,大家都爭先前往他那裏去辦告解,向他請敎有關聖召的問題,希望得到一些留念的特別贈言。我也願意同他談論我靈魂的事。最後,我請他指示一個可靠的方法,好在學年內,尤其是在假期中,保全聖召的精神。他就給我留下了這些值得記住的話:「遠避俗塵,勸領聖事,可以保存和增強聖召,養成一個真正的神職人員。」
【《母院史》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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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年神學(1839-40)之後,鮑思高修士直接升往第五年,因為他在暑假期間自行修讀了第四年的課程,並在暑假結束時,考取第四年神學的資格。
 
graphic 我沒有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計劃,祇去晋見法蘭騷尼總主敎,請求他准許我在假期中,讀完第四年的各種課本;這樣,在下一學年,卽1840 - 41學年,可以結束第五年的學程。我所提出的理由,是因為我的年齡已大,當時已滿二十四歲。那位有聖德的主敎【…】就答應了我的請求,祇要的我把自己所想速成的各門科目,都要全部修畢,應考及格。我的總本堂神父欽渣諾,負責執行長土的命令。在兩個月裏,我完全讀完了那些必修的課本。於是就在秋季小齋時,獲准領受副執事品。【《母院史》貳9】


鮑思高對於修院總體的評價,除了長上與下屬的疏離及一些同伴的壞表樣外,都是較正面的;他稱那六年是他最高興的一段時間:
 
graphic 不過,我應該正式離開敎區修院的那一天,真是一個悲痛的日子。長上們都很愛我,不斷地對我表示愛護的善意。同學們也對我非常好。可以說,我是為他們而生活,他們也是為我而生活。誰若要剃鬚或剪髮圈,便來找鮑思高。誰若需要一頂三角帽,縫製或補綴一件衣服,也來求助於思高。為此,那次分離,為我非常痛苦:要離別我曾在那裏渡過了六年生活的地方,在那裏我曾受過敎育、求過學問、得到了敎會神職的精神、也接受了一切所能希望得到的仁善和愛心的表示,使我覺得非常難受。【《母院史》貳9】
在那環境中,他吸收了作為修道生活中,靈修生活的要素:深厚的靈修、司鐸生活所需的紀律、研讀時的恆心、未來神職工作的要求,和願意犧牲一己的生命,為了近人的得救及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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