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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是戰後重建的大樓,是建在往見會修女(聖方濟沙雷氏的修女)院的舊址上,於1638年由聖女尚待(Giovanna Francesca di Chantal)所創建的,這位聖女在都靈市逗留了七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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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會神父在Marcantonio Durando神父的領導下,立刻籌建一座新的側翼大樓,用作為神職人員及教友們舉行退省神功時使用;工程於1832年完成。事實上,都靈的Colombano Chiaveroti總主教(1818-1831)早於數年前,已經將該市那些不居住在修院內的修生們的培育,和他們領職前的退省神功的責任,交託於傳教會神父來負責。總主教確實作出了一個明智的抉擇和安排,因為Lazzaristi在都靈神職班裡,有著明顯地積極影響,以充滿著意大利和法國神職靈修方面(特別是那些源自於法國祈禱院的Berulle和聖方濟沙雷氏)的朝氣,塑造出一個在牧民及個人生活上聖德出眾的模範司鐸。
聖若望鮑思高曾三次在這座大樓內參與退省神功:準備領受副執事職(五品)(1840年9月)、執事職(六品)(1841年3月)和司鐸職(1841年5月26日至6月5日)。
在領受副執事職前的退省裡,他寫了以下的反省:
 
graphic「於是就在秋季小齋前,獲准領受副執事品。現在我知道,走那非常重要的一步,所必須具備的美德,才深信自己當時並沒布充份的準備。不過,由於我那時並沒有一個人,直接關心我的聖召,所以我曾向賈發束神父請教過。他叫我安心聽從他的話,儘管向前走。我在都靈的靜修院裡,做了十天的避靜神功,辦了一次總告解,好讓聽告司鐸能夠清楚知道我內心的實況,而給我一個適當的指示。」【參:《母院史》、第105-106頁】

由他在晉鐸前的退省中所寫下的決志裡,可以清楚地看到Lazzaristi和賈發束神父對於一位司鐸應具備的模樣和聖德所提議的,從而清楚地看到聖方濟沙雷氏所提倡的牧民方法的重要性:
 
graphic「我在5月26日,聖斐理.乃立節,開始在都靈靜修院舉行退省神工,準備領受司鐸聖秩。……在退省結束時,寫了以下的思想和善志:『司鐸不會獨自升天堂,也不會獨自落地獄。如果他行善,他將帶著他用善表所救的靈魂,一起升天堂。如果他作惡,立壞表樣,他將連同他用惡表所害的靈魂,一起落地獄。所以,我定要竭盡所能,遵守以下的善志:
一、除非為了重大的需要,如探訪病人等,總不出外旅行。
二、嚴格善用時間。
三、為了拯救人靈,不怕在各事上受苦、受勞,及自謙自卑。
四、聖方濟.沙雷氏的愛德和溫良,應在各事上引導我。
五、給我端上無論什麼食物,只要對我的健康無害,我常表示滿意。
六、飲酒必先攙水,而且只視健康的需要而飲用。
七、工作是攻擊魔鬼的有力武器,為此,每晚的睡眠不應超過五小時。日間,尤其是午膳後,決不上床休息。只有在患病時,才可例外。
八、每天我要定一些時間來作默想和讀聖書。日間也要抽片刻工夫去拜聖體,或至少向耶穌聖體唸一遍經文。彌撒聖祭前後,我要分別用至少一刻鐘的時間去作準備和謝恩。
九、除非為了聽告解或其他神修方面的需要,我不與婦女們談話。』
【參:《聖鮑思高傳》壹、221】

在目前的傳教神父大樓內,二樓的一間小堂裡,仍保留著許多聖雲仙曾使用過的物件:聖髑、手稿、個人的衣物等。其中較為重要的,是聖雲仙於1655年派遣傳教會的神父們到都靈去的信函。
身為Lazzarista會士的真福Marcantonio Durando (1801-1880)神父,自1831年起為該會院的院長,及自1837年成為該會在意大利北部省(Alta Italia)的會長,他是十九世紀都靈教會內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出生於比哀蒙省的中產家庭,他的兩位弟弟都是知名的自由主義者及在意大利統一上扮演著積極的角色。若望(1804-1869)為教宗國軍隊的首名將軍(1847-1848),這位比哀蒙人後成新的意大利王國的國會議員(1860);雅格(1807-1894)也是一位將軍、眾議員、國防部長及外長(1862),最後成為國會議長(1884)。
Durando神父積極活躍於前線工作:負責培育年輕神職人員、主持退省神工、及到各堂區宣講;指導及組織仁愛會修女(Figlie della Carita’),在他的指導之下,由1831年的兩座修女院,到1848年增至四十座;於1836年創立Dame di Carita’;極力推動前往北美洲、埃塞俄比亞、中東及中國傳教;在比哀蒙及意大利宣傳教廷傳信部的工作(Opera di Propaganda Fide);與柏老祿侯爵夫人合作,創立德蓮修女會(1839);協助創立Clarisse-Cappuccine修女會(1856);藉Luisa Borgiotti修女的辦助,創立納匝肋修女會(1865);藉著Misericordie及聖雲仙會,推動許多慈善事業。以穩健及明智的態度,來協助法蘭騷尼總主教,在面對政府的緊張時期,維護總主教及教會的權益;同樣,在壓制法(1855年及1866年)的契機上,讓主教與開明的政府重開對話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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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ando神父與鮑思高神父有關深厚的關係,於1864年受命於教區,審閱《慈幼會會憲》首稿,在清除有關聖教法典上的問題,和修道生活的確定上,作出關鍵性的貢獻(參:《聖鮑思高傳》陸、723-725)。在日後也負責審閱《母佑會會憲》。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2002年10月20日宣佈他為真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