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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僅有的兩個月時間裡，包萊神父和鮑思高神父立刻四出尋找合適的新地方；然而，聖瑪爾定堂為教授要理時卻不夠地方使用，同時，他們設想為年幼的童工開辦夜校和主日班；因此，極需要一個合適的和有供暖的地方。
在華道角區裡，即今天在進教之佑廣場的小堂，若翰．安多尼．莫雷達神父(Giovanni Battista Antonio Moretta)擁有一座兩層高的住宅，部份作為出租之用。他十分樂意將其中三個房間，於1845年11月租給自己的兄弟。
莫雷達小屋有一座地窟和馬廄，樓下及二樓，各層有九個房間，而上面有一個大的陽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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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已是11月（1845年）；這樣的時節，不再適宜到城外去旅行或遠足。於是徵求了神學博士包萊的同意，在莫雷達的房屋內，租賃了三個房間。這些房屋，就在如今聖母進教之佑大堂附近，……我們在那裡渡過了四個月。雖然地方狹小，內心卻很滿足；因為至少可以在那些房間裡，收容我們的學生，教導他們，尤其是使他們能有辦告解的方便。此外，就在那個冬天裡，我們開辦了夜校。這是第一次在我們這裡，談論這類的學校。為此，到處議論紛紛，有人贊成，有人反對。」（《母院史》141） |
夜校是從在濟良所開始的主日學發展出來的；而在翌年以有規劃的方式繼續，特別當青年中心最後找到了較穩定的地方後。就在莫雷達的三個房間裡，變成了一個容納約二百名學生的學校，十分擁擠。
鮑思高神父和包萊神父得到了神學博士Chiaves、神學博士Carpano和Musso神父的幫忙，教導這些學生；除此以外，鮑思高神父也得到了一批來自城市的年輕學生們的幫助。鮑思高神父這樣寫道：「這些小教員，起初只有八個十個，後來他們的人數不斷地增加。這種讀書的學生，就是這樣開始的。」（《母院史》190）另外，也有一些成年的志願者來幫忙，他們都是一些工匠和城市裡的小商人，我們可以視他們是首批的「合作者」（協進會員）。
主日學及日後發展成為夜校所採用的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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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初只教一門科目。譬如說，在一個或兩個主日上，學讀和溫習字母和拼音，然後立即以要理問答作為誦讀和拼音的課本。到了第二個主日，重複同樣的教材，加上幾條新的問題和答案。這樣，經過八個慶節日子，我能使有些孩子把幾頁的要理問答讀得出來，而且也會自己去學習。」（《母院史》189） |
而成績卻是積極的：「這樣的夜校，可以產生兩種良好的效果：鼓勵青少年們來學識字；這是他們自己也感到非常需要的事。同時夜校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使青少年們認識信德道理；這原是我們費神工作的首要目的。」（《母院史》190）
青年中心內的活動所得到的這些令人安慰的發展，卻引來了一系列的控告和誤解：「有人叫鮑思高神父是一個革命份子，有人則說他是一個瘋子或異端者。他們所作的推論是這樣的：『這種慶禮院使兒童們離開自己的堂區，因而使本堂司鐸眼看著自己的聖堂空無一人，而且也不能再認識那些兒童；可是，關於他們，他要向天主交代的。所以，鮑思高神父應該把那些兒童，送往他們自己原來的堂區，不應該再把他們聚集在別的地方。』」（《母院史》141-142）最後一項的指控，明顯是來自城市裡的本堂司鐸：要讓他們知道，這些到青年中心來的青少年，都是「季節性」移民，並不能夠溶入任何堂區的架構內；當本堂司鐸明白原委後，他們鼓勵鮑思高神父繼續他的工作。但其他的流言蜚語和誤解卻仍然繼續。
他們留在莫雷達的三間房子裡約四個月，最後，在二月底，莫雷達神父因為其他租客的投訴，被迫中斷了他們的合約。
數年後（1848年3月9日），鮑思高神父從拍賣中買下了莫雷達的房子和附近的空地，設想將青年中心的部份搬往那裡，特別即剛開始的「住宿」。他後來因為房屋結構十分差，被迫放棄這個想法，最後將它賣出（1849年春天）。於1875年，再次買下破舊的莫雷達房子和附近的空地，翌年，建立首個「女孩子青年中心」，交由母佑會修女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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