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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6年3月初，搬離莫雷達房子之後，為避免大眾的反感，鮑思高神父和包萊神父租下了附近的一塊草地，來聚集人數日漸增長的青年們。
這片草地就在莫雷達房子的高堤，籬笆和一座舊的茅屋之間的一片空地，那座茅屋也可存放遊戲的用具。
因著春天美好的天氣，這片青綠的草地可以給青年們用作遊戲、運動、學習音樂、歌詠、祈禱、告解和講道。

 
graphic「我們在這裡，只有盡己所能，做好以下這些工作：教要理、唱聖歌和晚經；然後由神學博士包萊，或由我自己，登在堤上，或一張椅子上，向青年們講道．他們都很願意來聽我們的道理。至於辦告解，是這樣進行的：在慶節日子上，一清早，我就到草場那裡；已有幾個人在那裡等了。我坐在堤上，聽一些人的告解。同時其他的人，或在準備告解，或在感謝上主。有不少辦了告解的，繼續在那裡遊戲。到了早上某一個時辰，一聲喇叭，集合所有的孩子，又一聲喇叭，命大家肅靜。於是我向大家講話，報告要到什麼地方去望彌撒和領聖體。有時如同前面所已經講過的，我們到鄉間聖母堂去，或是到憂苦之慰聖母堂去，到司徒比尼奇（Stupinigi）去，或到某一個前面已經說過的地方地。」（《母院史》145-146）

這群聚集在那裡的青年，使該市的總督–賈富侯爵（Michele Cavour）十分不安，懼怕可能出現的社會動亂。他召叫了鮑思高神父，為求直接了解他的動機和每主日聚會時的性質。但他卻不十分滿意，與總主教商討後，決定在以後的數月裡，派出警察來控制青年中心的聚會。
使這處境更惡劣的，是斐利比兄弟提出沒有預見的抗議，他們宣稱這些青年們「一再踐踏我們的草地，連草根也踏清光了。我們情願不收已經到期的租金，只要神父在十五天內，把我們的草地讓出來。我們無法給與更長的期限。」（《母院史》151）
面對這些接踵而來的困難，不少的朋友和合作者也來勸說，請他「放棄這些無用的工作」；其他人看到他常常被孩子們所圍繞著，開始質疑他的精神是否出現錯亂的情況。包萊神父也開始懷疑，建議他暫時將所有的活動，縮減為二十名年紀較少的青年要理班。
很有可能就在這個時候，兩名鮑思高神父的好友神父，十分關心他的健康，曾想將他送往精神病院去，但都以失敗告終。（參：《母院史》155-156）
在這絕望的關頭，在可以使用斐利比草地的最後的主日上，可能是1846年3月15日，看到了一線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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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ic 「那天傍晚時分，當我看見那群正在高興地遊戲的兒童時，想到了聖職人員正在許多等待收割的莊稼，而我自己只不過一個人，沒有別的工人，力量也已用盡，身體這樣衰弱，又不知道以後要在什麼地方集合我的那些兒童，覺得實在很激動。
於是我退往一邊，然後獨自散步。也許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這樣激動得流淚。我一面散步，一面舉目望天，嘆息著說：『我的天主！為什麼你不告訴我，應該在什麼地方聚集這些孩子？或者我知道這個地方，或者告訴我應該做的事。』
我剛說完了這些話，來了一個名叫潘克拉喬．蘇阿為（Pancrazio Soave）的，結結巴巴地對我說：『神父是不是想找一個地方來開工場呢？』
『不是工場，是慶禮院。』
『我不懂慶禮院或工場是不是相同。不過，地方是有的。請來看看吧！這地方是屬於若瑟．畢納地（Giuseppe Pinardi）先生的。他是一個很誠實的人。請來吧！一定可以簽訂一個好合約的。』」（《母院史》15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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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院史》內所記載有關這方面的資料上，出現了某些問題。從最近發現到的文件中，可以得出以下的數據：
  • 租賃斐利比草地是於3月上旬（可能是1846年3月1日、主日）；
  • 斐利比兄弟在月中終止租約，給予十五天的期限；
  • 與蘇阿為先生於3月15日相遇（與鮑思高神父在《母院史》原稿上所寫的一樣）；
  • 包萊神父與畢納地先生簽訂合約，租用一個屋棚（1846年4月1日）；
  • 自合同的草稿及合約生效的4月12日，開始裝修屋棚地方，作為小堂之用；
  • 在這段期間，仍然使用斐利比兄弟的草坪，可能直到4月5日（主日）；
  • 復活節（4月12日），青年中心正式遷往「畢納地小堂」去。
為證實這些事件的發生，我們最近在市政府的檔案處找到一封鮑思高神父寫的信函（1846年3月13日）：

 
graphic「在冬季的時候，我們在我們的家裡和屋內其它角落教授要理課。在最近這個星期，我們與畢納地先生商討一處地方，以280法郎的價錢租用一個較大的房子，作為慶禮院之用，和鄰近兩個房間。這是一處較佳的位置，因為它靠近「濟良所」，鄰近也有許多教堂，及在住宅區裡。現在只等 閣下看否為社會及周邊環境合適而作出批准。」 （節錄自：鮑思高著。《信函：壹。1835-1863》Epistolario. Introduzione, testi critici e note。F. Motto主編。LAS 1991, 66-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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