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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給青年中心使用的棚子是新建的。事實上，當方濟．畢納地於1845年7月14日從斐利比三兄弟（若望、安多尼和嘉祿）手中，以1萬4千里拉購置這塊土地時，那座房子仍未建成。那是在當年11月才建造的，希望把它用為倉庫或手工業的作坊。
所以，在六個月後，當包萊神父以鮑思高神父的名義簽定這份合約時，很有可能那座房子仍未被人使用過。
四周環境
在畢納地對於那棚屋做了相應的改善工作後，那棚屋便分成三部份：小堂，實際上是一間長方型的大房間，長約十五米；另外兩個房間分別作為祭衣所和儲藏室（參看附圖）。
當從西面走進小堂時，要跨下兩級樓梯，因此，鮑思高神父寫道：「所以到了冬天，或是每逢下雨的日子，地面上都是積水；可是，在夏天，我們差不多要被過度悶熱的臭氣所窒息。」（《母院史》230-231）房間面向操場那面有七個窗戶，當時，與畢納地的房子並沒有通道穿過的。在那破舊的祭台後面，有一道活門通向祭衣所。
承托著屋頂的橫樑向下傾斜，上面蓋上木製的天花板；因此，屋頂的高度剛超過兩米。在這樣的環境下，位於小堂中央，靠向北面的細小講道臺，只可容許矮小的包萊和鮑思高神父走上去。所以，在1847年6月29日，法蘭騷尼總主教首次到訪青年中心，在小堂裡施放堅振時，所戴的禮冠撞上天花板。（參《母院史》203-204）
慢慢地，鮑思高神父用簡陋和很小的東西將小堂裝飾起來，但卻能夠反映出當時的靈修觀，及日後成為青年中心傳統的敬禮。
木製的祭台原屬於小醫院的首間小堂的，擺放在東面。在那上面，擺放了從濟良所那裡搬來的聖方濟．沙雷氏的畫像。這位神聖的主教繼續成為青年中心和小堂的主保。
在進門的右面壁龕，擺放了聖磊斯．公撒格的小塑像，為向青年中心的青年們推介，和對這位青年主保的敬禮，鮑思高神父推介了六個主日的準備和九日敬禮，及將禱文印製在小冊子上。於1847年5月21日，成立聖磊斯善會（該善會規章於4月得到法蘭騷尼總主教的批准），讓品行出眾的青年參加。自1847年秋天直到1848年年底，每月的首主日，都在青年中心的四周，高舉著這細小的聖人塑像，舉行細小的聖像出遊。
在聖母的慶節日和遊行時，便使用「憂苦之慰」聖母聖像，以27里拉購於1847年9月2日，擺放於差不多在講道臺前的壁龕裡，今天，這座聖母像仍在，成為這座小堂保存下來唯一一件的紀念品。
在牆邊擺放了十四處苦路，以12里拉購回，於1847年4月1日（聖周星期四）被祝聖。在那個機會上，首次舉行苦路神功，所用的經文是鮑思高神父為青年們和大眾所編寫，並刊印於《青年袖珍》裡的，那是一冊專為青年們所編寫的祈禱書，只是在數月前才編製成的。
自最初在聖五傷方濟堂的聚會開始，聖歌在青年中心扮演著一個特殊的角色。所以，鮑思高神父購置了一座細小的風琴，為伴奏著青年的歌聲；他於1847年11月5日以35里拉購得了那座小風琴。
聖堂內的傢俱都很簡陋：24張板凳和兩張跪凳，窗戶塗上玫瑰色，數個花瓶和一盞擺放在祭堂旁的水晶燈。（參ODB 67-75）
為表示小堂的存在和每日青年中心作息時間的準則，就在樓頂上擺設了一個鐘樓，內置一個重約22公斤的銅鐘，是Vola神學家於1846年11月送贈的。（參ODB 96）
在小堂後面的兩間小房，每間房間都有一扇窗戶，一個面向操場的大門、一個小壁爐和木製的煙囪罩。過了一段時間，因著小堂不夠應用，打掉第一個房間的牆壁，將小堂伸延，將原來的第二個房間改建為祭衣所。
由畢納地棚屋改建成的小堂一共用了六年，直到1852年6月20日，即新建的聖方濟沙雷氏堂落成為止。那地便改為自修室和休憩室，甚至成為宿舍，直到1856年為止，最後，將整座畢納地房子拆掉。
在青年中心發生的事件
雖然十分簡樸及窮困，但青年中心始終能夠找到一個永久的地點：來青年中心的人數逐漸增多，很多是被隆重的儀式所吸引，另一些被音樂或遊戲所迷住：有著數名神父來協助，他們曾在數月前離開，現在都回到鮑思高神父身邊來協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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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這樣舉行禮儀的。在慶節日子上，一清早就打開堂門，開始聽告解，一直到舉行彌撒聖祭時才停止。彌撒的時間，原來定在八點；可是，為了滿足那些願意辦告解者的願望，屢次要把彌撒延遲到九點鐘，甚至延遲到更晚的時候。如有別的神父，那麼有一位管理學生，並與他們對答著唸經。那些已有充份準備的青少年，就在彌撒中領聖體。彌撒完畢後，我脫去了祭衣，就登上一個低小的講道臺，解釋福音；不過，當時已經開始把解釋福音，經常改為講解聖經史略。這種簡單平易的講解，加上時期，地點和名稱等比較，不管是小孩也好，或是大人也好，甚至於連那些在堂聽講的神職人員，都很歡迎。講道後，接著上課，一直到中午。下午一點鐘，開始遊戲，有木球、高蹺、木鎗、木劍，以及最初的運動器具。兩點半，開始講解要理。一般地來說，對於教理，都一無所知。好幾次，我開始唱「聖母經」；在堂四百來個青少年，卻沒有一個會答唱的；如果我停唱，他們就唱不下去。
講解要理後，由於其時孩子們還不會唱晚經，所以就唸玫瑰經。到了後來才開始唱 “Ave Maris Stella”（萬福光耀海星），再後來唱 “Magnificat” (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更後才會唱其他的聖詠 “Dixit” (聖詠109)，到了最後才也會唱對經。這樣，經過了一年的學習，終於我們會唱全部的聖母晚經。在舉行了這些敬主神功之後，接著有一篇簡短的訓話，大多數講的是一個故事，把一種罪惡或一種美德予以人格化。然後以唱聖母禱文和望聖體降福來結束一切。
出了聖堂之後，各人可以開始隨意自由活動：有的繼續聽講要理，有的學唱歌或識字；不過，大多數的孩子，都喜歡跳躍奔跑，作各種遊戲。 [……]
天快黑時，鈴聲一響，大家都集合在聖堂裡，同唸一些經文，或唸玫瑰經和三鐘經，然後唱 “Lodato sempre sia” （願常受讚美），一切才告結束。
出了聖堂，我在他們中間，陪他們走。他們則唱歌或歡呼。走上了浪淘之後(Rondo)，再唱幾節聖歌，彼此相約下主日再會，高聲互祝晚安，然後各自回去。」（《母院史》18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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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堂和棚屋裡的經驗，逐漸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在初創時期，多名人物曾到訪青年中心。柏老祿侯爵夫人常關心地跟進鮑思高神父的工作，同時也對他的工作感到興趣，好於1846年夏天曾到訪那裡，看到當時環境的惡劣和可憐，再次想說服鮑思高神父返回濟良所和小醫院那裡工作。
在1848-1849年間，當鮑思高神父再一次被大部份的合作者，因著政治的理由而遭離棄時，他接待了兩位與他相識的神父，其中一位就是出名的安道．羅思彌宜（Antonio Rosmini）神父。他們見面的方式卻十分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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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正要開始講解要理，忙著編排班級的時候，那兩位態度謙虛而恭敬的司鐸，前來向我道賀，並詢問有關我們這個機構的起源及其組織的體制。我卻只是這樣回答道：『請你們兩位好心幫助我一下吧！你這位請到唱經所裡來，給那些年齡較大的孩子們講一講吧！』
接著我又給身材較高的那位說道：『我就把這些最頑皮的孩子交給你這位吧！』
後來我發見他們對於要理都講得非常好，就要求一位給我的青年講一篇簡短的道理，另一位給我們聖體降福。兩位都殷勤地答應了。
那位身材稍微矮小的，原來就是愛德會的創辦人安道．羅思彌宜院長（Antonio Rosmini）；第二位就是公禱司鐸戴高登濟（De Gaudenzi），現在是維吉瓦諾的主教。從此以後，兩位對於本院都表示友好，而且還是本院的恩人。」（《母院史》22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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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時也不缺乏那些不懷好意者的探訪：曾有一段時期，賈富侯爵曾派來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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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逢主日，他【賈富】都派遣幾名警察，來同我們整天在一起，在聖堂內外各地，監視一切的言語和行動。
一天，賈富侯爵問一名警察說：『在那群亂民之中，你究竟看見了或聽到了什麼？』
『侯爵大人，我們看見很多兒童，在那些玩種種遊戲；在聖堂裡，我們聽見了一些令人害怕的道理；講的是關於地獄和魔鬼的事，使我也願意去辦告解。』
『關於政治呢？』
『關於政治，一些也沒有提到；因為那些孩子根本不會聽得懂這樣的話。』
（《母院史》188）
「的確，鮑思高神父很會把握時機，就趁那些警察前來監視的時候，向他們灌輸宗教的思想，講一些萬民四末的道理，從而激發他們改過遷善，善盡教友的本份。【……】
可惜我沒有把當時的情形叫人拍攝或描繪下來，不然的話，那將是一幅很美妙的圖畫。大家可以看到好幾百個青年，坐著留神地聆聽我的道理，而六個身穿制服的警察，兩個兩個地分別站在聖堂裡三個不同的位置，交叉著手臂也在聽我講道。他們雖是前來監視我，實際上卻是替我看管那些孩子，幫了我很大的忙。然而更美妙的，還是看到以下這些情景：那些警察有的用手背偷偷抹拭眼淚；有的用手帕遮掩自己的臉，以免被人看出他們感動的神情；有的則同其他孩子一起排隊輪候，到我面前來辦告解。因為當時我所講的萬民四末道理，主要是針對他們，而非針對青少年而講的。」（《聖鮑思高傳》（姚）貳、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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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畢納地小堂裡所提供的宗教教育和要理講授，確實有良好的成效。讓鮑思高神父開始在年紀較大的青年中間，選定一些來分享他的宗徒使命。就在1848年，便開始傳統的「退省神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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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使用一切的方法，也是為了一個特殊的目的，就是想研究、認識和選擇幾個具有適當條件和性向，可以過團體生活的青少年，把他們收留在我家裡。同樣為了這個目的，就在那一年(1848)裡，我曾嘗試了舉辦一次小小的避靜。」（《母院史》212） |
就在初創時期的末聲，可見到上主對青年中心的祝福，其中可見一些特殊的標記，猶如在1848年慶祝聖母瞻禮時，增加聖體的奇跡（參：《鮑思高行傳》叁441-442【意】），或在1849年11月，就在畢納地小堂前，增栗子的奇跡（參：《鮑思高行傳》叁575-578【意】）。
於1856年完全拆掉畢納地房子及小堂，為興建一座更穩固及寬敞的屋子。這個曾是小堂的地方，也曾作為鮑思高神父和首批慈幼會士的餐房，就在這簡陋的餐房內，鮑思高神父曾接待了許多到訪的朋友和恩人，其中包括了Giuseppe Sarto和Achille Ratti，他們日後分別成為教宗比約十世和比約十一世（參：ODB80）。修會總部的長上將該地作為餐房直到1927年，就在該年，鮑思高神父的第三位繼任人 – 李納德神父(Filippo Rinaldi)希望將這地方，重新改建為小堂，為紀念青年中心最初期的小堂。
該小堂於1928年1月31日被祝聖，雖然不太正當，但直到今天仍被稱為「畢納地小堂」，奉獻該堂於復活的基督，為紀念1846年的復活節。.
在祭台的牆壁上，由畫家Paolo Giovanni Crida繪製了復活的基督像，讓人們記起1846年的復活節，鮑思高神父祝福這座畢納地小屋。「復活基督」正是華道角青年聖德的圖像：一個免自罪惡，及在復活之主的恩寵下重生的，滿懷喜樂及光明的生命。
祭台則由建築師Valotti設計，由四條鎬瑪瑙柱來支撐著祭台；祭台底下有鑲嵌畫，有為人類的得救而自作流血犧牲的無玷羔羊的圖像；他是葡萄樹幹，而宗徒們是樹枝，繪畫出天使和殉道宗徒的圖像，並寫上 “Euntes docete omnes gentes, praedicate evangelium universo mundo.”（解：你們要到普天下去，教導所有的民族，宣講福音。）由銅製造的聖體櫃有「魚及厄瑪奴爾」作為圖像，指出聖體就是天主與我們同在的象徵，是由米蘭Beato Angelico基督宗教藝術學院所製。
在祭台上方的穹頂，以聖體圖像作為裝飾，寫上： “Haec dies quam fecit Dominus: exultemus et laetemur in ea.”（解：這是上主所選定的一天，你們要歡欣鼓舞。）是為紀念復活的喜樂和1846年復活節所帶來的歡欣。聖體欄杆以葡萄及麥穗的圖像作為裝飾，透過人類辛勞之後，聖體祭宴成為「永生的食糧」 - 這是鮑思高神父每日生活的靈修及常規勉人們「勤領聖體」。
在面對祭台的穹頂上方，則寫上《復活節繼抒詠》(Victimae paschali)，並在這穹頂上繪上了七件聖事的圖案。告解聖事擺放在中央，因為鮑思高神父視它為靈修生活的鑰匙，並寫上「天門之鑰匙」（Claves Regni Coelorum）。
位處於小堂中間的第二排穹頂，寫上了復活節的對經：《天上母皇》(Regina coeli)，和瑪利亞童貞作為諸德之榜樣的圖案。其中有代表耶穌的母親之童貞的圖案：熱切的愛心、與主密切的契合、及心心相印；免受罪惡的玷污、常順從主旨及童貞的生育。在拱頂中央有荊棘中的百合花的圖像，代表著鮑思高神父重視潔德，透過聖母的助佑，必能獲得的德行。
在面向祭台的右方，擺設了憂苦之慰聖母像，那是鮑思高神父於1847年所購置的：這是唯一自畢納地小堂那裡保留至今的物品。當在1856年，畢納地小屋被棄置後，鮑思高神父將這尊聖母像，送贈給他的一位修院時的好友 – Francesco Giacomelli神父，他將這聖像放置在小醫院裡，因為他當時是該處的神師。於1882年將他帶返其祖家 – Avigliana，在那裡擺放了46年之久，於1929年再次送回給慈幼會士。
四周都刻上基督及瑪利亞的稱號，以野玫瑰及西番蓮圍繞著四周，表達藉著愛，痛苦亦能產生善果。源自於祭台，小堂的四周有多個小型十字架：代表著我們每日生活上的十字架，連同耶穌的十字架，作為個人的淨化和基督徒的變化。
在聖堂背面的牆上，原是小堂的入口，擺放了一塊精緻的石碑，紀念青年中心的流徙過程。另一塊在牆壁左面的石碑，紀念鮑思高神父招待了Achille Ratti，當他成為教宗後，宣告鮑思高神父的聖德，冊封他為聖人（1934年4月1日）。第三面石碑紀念鮑思高神父曾在這裡「祈禱和獻祭 – 教導他的青年們上天的奧秘 – 之後用了約三十年的時間 – 在這四面牆壁內 – 與他的神子們分享 – 來自上天的食糧 – 給予他們天上的美味 – 同時也感受到他父愛的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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