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新圭爾夫主義（Neo-Guelfismo，譯注：支持教宗國主義）於1848-1849年崩潰後，加深了自由主義者之間的隔閡，透過政府的控制，而整個天主教世界都不認可民族統一的反羅馬運動的觀點，因而將他們推向更保守的位置。當通過了沒收教會財產的法令、壓制修會的條例和學校的改革，使雙方的關係越見緊張，再加上反神職主義的浪潮和另一方的不妥協，使問題顯得更嚴重。當教宗國被侵占，而羅馬被佔領(1870)後，雙方對話就完全破裂了。

在雙方更開放的態度之下，才能進行和解。

神學家Giacomo Margotti於1861年在都靈的一份報章《和階報》（L’Armonia）中寫道：「不去參選，也不當選民！」（ne eletti, ne elettori）讓天主教徒避免以任何形式來參與政治生活，用以對抗自由主義者的立場。「教會法庭」於1868年將這立場按「non expedit」原則來理論化，而教宗比約九世於1874年亦採用和肯定。

當闡釋這「non expedit」時，天主教徒持有不同的意見，最後，教廷於1886年以官方的形式解釋，「禁止天主教徒以任何方式來參與政治生活」。

但事實上，自五十年代起，在不與政權作出任何妥協的情況下，天主教徒竭盡所能，在純粹宗教、教育及慈善事業上全力以赴，及後亦在社會事業方面發展。神職人員及平信徒開始一系列的活動，最終成為一項民眾運動，包括改革古老的善會，和創立新的宗教組織，亦創立新的學院及學校、幼兒園、安老院、醫院、農村銀行、工會及互助社。從而組織成一個倡議和協議的密集網絡，凝聚於 Opera dei Congressi (1874-1904)，而形成「公教運動」（movimento cattolico），具有強烈的社會工作的內涵。

教會及神職界將他們的注意力集中於純粹宗教及教會的牧靈工作方面。因而在歐洲及意大利的天主教世界中，一項普遍的復甦，舉例來說，對神學研究的新興趣（新士林學派）、聖經及禮儀（聖經及禮儀運動）、要理講授（產生許多不同形式的要理講授）、和傳教士、等。

就在該世紀的最後數十年間，天主教會亦興起一股靈修生活的復甦，及對超性及神跡的發生興趣，如特殊的顯現（如：露德、La Salette），和傾慕於那具有神恩的人，如：鮑思高神父。

其中一項獲得驚人發展的部份，就是獻身生活。一方面那些龐大的修會遇到危機，但另一方面，因著應對牧靈工作上的需要，教育等的要求，出現許多較少型的男女修會，其特色都是較本地化的，好能更有效地回應時代的需要。

所有這些的選擇，都表達出教廷高層與民眾之間新的關係，是神職界與平信徒，拉開教會新的模式的序幕，特別是往後的世紀中所要扮演的角色。

鮑思高神父與其它當代履行「基督徒愛德」的人的工作，因著回應當時青年及民眾的急需，就在該世紀末開展基督徒社會服務的先河。我們的這位聖人基本上是一位實用主義者，尋找任何方式來克服面前的障礙，在容許的範圍內活動。適應當時的環境及自由社會的法律，組織一個富有自由開放、多元化及公民特色的修會。

他的工作富有活力及適應性，而其服務的對象亦是特定的，「貧苦無告及處於危險的青少年」，包括更複雜的類別：從四十及五十年代的季節童工，工人子弟，到新建意大利國的中學學生，和未來的神職人員，直到在美洲的移民及生活在「火地」（Terra del Fuoco）仍未接受信仰的「野蠻人」。

鮑思高神父藉著華道谷的經驗，更好表達出他正是一位聖者：信靠天主的人，但亦是當代最佳的見證，以具體的方法來回應對未來的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