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都靈市有兩座機構可以證明鮑思高神父為青少年的教育及更廣闊的視野所做的不遺餘力的工作：聖史若望堂及所屬的建築物，一般稱之為「小聖若望堂」，和華沙利切，自1888到1929年間有幸擔任看守著鮑思高神父墓穴的榮譽。所以，在總結有關鮑思高神父生平及工作所涉及到的地方時，很值得提及它們。

聖史若望堂及學校（位於corso Vittorio Emanuele II, no. 13 via Madama Cristina, no. 1）

在前數章曾提及有關聖類思慶禮院時，鮑思高神父希望為「貧苦無告」的青少年興建一座教堂及連宿舍的學校，好使他的教育事業更形有效。

聖人要完成這項工程背後有很多的理由。都靈市開始在San Salvario地區擴充，自1847年起已可以預見城市將來的發展，更在「新門」火車站啟用後，更加快了擴充的步伐。這裡成了普羅大眾及十分貧窮的人口聚焦地方。自1853年起，當Waldensians基督新教獲得自由傳教的准許後，他們便在那裡建了一座教堂、醫院及學校，而學校亦開放給那些無法到城市上學的天主教徒。日後猶太人也在這地區建有一座會堂。自1847年開始，鮑思高神父因著基督新教的原故，已準備在那裡開展他的工作。

在1870至1875年間，鮑思高神父逐步購入相關的土地，擴充了聖類思慶禮院的地方，直到他手上擁有4千平方米的土地為止。另一片屬於一位基督新教徒 – Enrico Morglia – 的三百米的土地，他於1876年得到政府的批准而得到那片土地。

整座建築群的設計交給Vercelli的Edoardo Arborio Mella (1808-1884)伯爵，他自第十一、十二世紀的羅馬 – 龍巴底的模式來設計。

建築工程於1877年立刻動工，在翌年的8月14日舉行奠基禮，而在1879年的12月整座建築物已完成，只欠內部裝修，在三年之後 – 1882年10月28日 – 才完成所有的內部裝修，進行隆重的教堂祝聖禮。

教堂像大殿一般，內部分作三個中殿，中間的通道較另外兩邊的寬闊一倍。整座教堂是60米乘22米，能容納2,500人。

除了將此教堂奉獻給聖史若望外，鮑思高神父亦想將它成為紀念那對他特別關懷的教宗庇護九世的紀念碑。但這件事卻使他與卡斯達理總主教的關係更形困難，因為總主教亦想在St. Secondo建一座紀念教宗庇護九世的教堂。鮑思高神父在同一時間完成整個計劃，而在入口處擺設了一座巨中的教宗雕像，直到今天仍可以見到這位來自華道角的神父與教宗庇護九世之間的密切關係。

教堂的正面遠離附近的建築物，形成了一個小型的空地，並以其它的建築將它與其相鄰的建築物相連起來。

鐘樓高45米，一共有三層高，最上層為八角形式的金字塔，上面有一個地球儀，及圍繞著它的十二道光芒。首兩層呈四方形，並有著直欞的窗戶。第三層樓是八角形，有著尖拱形的窗口，和八根六米高的石柱。上面擺有大鐘，於1881年12月8日落成。

在入口的門上寫有「上天之門」（Ianua coeli），而在門上的弧面窗上則有坐著的救主鑲嵌畫，上面寫著「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Ego sum via, veritas et vita）。

在上面直欞的窗戶上方有聖若望在光榮中的鑲嵌畫。當你進入教堂內的右面，可以找到由米蘭的Francesco Confalonieri（1830-1925）由Carrara雲石所造的教宗庇護九世的雕像。教宗的雕像呈降福狀，而他的左手則拿著批准慈幼會的文告。

一座堂皇具有3600風箱的管風琴，為Bergamo的Giuseppe Bernasconi騎士所做。鮑思高神父於1882年7月，以四天的音樂會，吸引了約5萬名持票入場的聽眾來啟用這座管風琴。在建堂百周年時曾重修，安置於正祭台後面。

光線由十個高大的長方形及六個圓形的玻璃窗，直接射進通道上。

中間通道一直通往半圓形的小室，上面繪晝著耶穌在十字架上向瑪利亞指出若望將成為她的兒子。這幅圖畫由Enrico Reffo按照拜占廷鑲嵌畫模式所製。中間通道上的拱頂上的肖像，都是由同一的畫家所繪製，所繪畫的是若望在《默示錄》裡所提及的中亞細亞的七位主教。在弧形小室穹頂下方的寬闊的圓形窗戶上，我們可以見到：聖史若望、聖雅各伯、聖安德肋、聖伯多祿及聖保祿。那是由米蘭的Pompeo Bertini所製。

旁邊兩側的通道提供寬敞的通道。

以東方形式設計的主祭台，有雙重的桌面。至聖所由白色的石柱所造的欄杆所圍繞著，目前只保留一部份。中間有一鐵造的門柵。華麗的地板以Pompeian模式而成的鑲嵌畫。

通道右邊的祭台是奉獻給聖道明沙維豪（圖畫由Càffaro Rore於1974年所繪），及聖方濟沙雷氏（Bonelli）；左邊通道為給真福盧華神父、及聖若望鮑思高（Crida, 1934）及耶穌聖心（Crida）。

曾在鮑思高神父封聖當天（1934年4月1日）懸掛在聖伯多祿大殿的畫像（鮑思高神父與進教之佑聖母），取代了先前的無原罪聖母的畫像；同樣，道明沙維豪和盧華的畫像亦取代了聖女瑪達肋納和聖安東院長的畫像。

猶如在華道角一樣，就在新建的教堂旁邊，鮑思高神父立刻想建一座「為貧苦無告的青少年的」宿舍。

就在教堂及via Madama Cristina之間，他很快找到一塊可以容納350名學生，有著與教堂同一建築風格的建築物。它於1884年秋天啟用，在首十年間，用於那些成年備修生。真福李納德神父被任命為院長，他日後成為鮑思高神父的第三位繼任人。

學校於1894年改為一所寄宿學校，包括有小學及中學部份，於1905年獲政府承認為一所中學。今天，此座建築物成了大學生的宿舍和慶禮院，及為菲律賓移民的中心。

在它漫長的歷史中，「小若望」見證了許多著名的慈幼會士，包括：音樂家John Pagella 神父(1872–1944)及Virgil Bellone神父 (1907–1981)；歷史學家Albert Caviglia神父 (1868–1943)，拉丁語學者John Baptist Francesia 神父(1838–1930)及Sisto Colombo神父(1878–1938)。在它眾多的學生中，有在中國殉道的高惠黎神父（1903-1930）。

自1857年到1861年間，都靈的喇沙修士會修士就在都靈市郊外的山麓，稱為“Valle dei Salici”的地方，建有一些建築物。主要是為那些來自San Primitivo學校的貴族學生的寄宿學校。因著1863年壓制宗教的法律，修士們被迫放棄這座學校，而華沙利切的建築物就由當年的10月，由「都靈市司鐸協會」所管理，開辦“Collegio Valsalici”，宗旨為「在宗教、科學方面，教育上層社會的青年，準備他們在政府、軍事及商界服務」。它們分為小學、工業、初中及高中部門，及為準備加入軍事學院的技能學院。但因為學生人數下降及經濟問題，卡斯達理總主教施壓，要求鮑思高神父接辦這所學校。

鮑思高神父及他的初期合作者，因著總主教的堅持，及相當的關心之下，於1872年3月接辦這座學校，及租用這座建築物為期五年。在慈幼會士的管理下，情況沒有立刻好轉改善。但鮑思高神父渴望這所學校成為日後司鐸聖召的培訓中心，於1879年決定將這座學校買下來。

他在同年興建了禽類學的博物館，包括有Canon Giambattista Giordano (1817–1871)的收藏品。

這座會院不久在慈幼會眾多的事業當中，享負盛名。因著它處於城郊綠草如茵的美麗環境外，鮑思高神父選擇這裡作為年長及患病會士休養的地方，亦成為會士退省之用。

這個初建的年輕修會的最初數屆全會代表大會都在這裡召開。於1887年，鮑思高神父明顯表達他的意願，將這個事業作一絕對的改組：原為高中的學校，現改為培訓神職會士的培育院，稱之為「對外傳教修院」。

許多早期的會士都是在這裡接受培育，他們將其獨有的文化、教育及牧靈的方式帶到世界各地去。在他們中有在中國殉道的聖雷鳴道主教（1873-1930）及聖高惠黎神父（1903-1930）；有在哥倫比亞服務痳瘋病人的真福華里司鐸（1875-1923）、真福查托里斯基神父（1858-1893）、白德美神父（1870-1897）、創建慈幼會在日本的事業的Vincent Cimatti (1879-1965)。

當鮑思高神父於1888年去世後，便安葬在華沙利切。按證人的口供，聖人本身於1887年9月13日的總部議會後，曾預示這樣的安排：

當鮑思高神父去世時，迫切要找一處合適安葬的地方。慈幼會在公眾墓地裡仍沒有一處自購的地盤，而同時他們沒有得到批准，可以將會祖安葬在聖母進教之佑大殿內，那麼，只能草草地安葬。但因著政府當局的建議（議會議長Francis Crispi），安葬在華沙利切這個決定仍存有疑問，但因著是在城郊，不用受城市規定所規範。就在2月2日舉行完隆重的葬禮後，於2月4日將棺架移往華沙利切，而在6日安葬於草草準備妥當的墓穴內。數月後，一座包括有小堂的陵墓建成，由Carlo Maurizio Vigna所設計。

在學校主建築的門前，在門廊的中央地方，將兩個不同樓層的庭院分割開來。因著庭院的安排，那座小堂及墓穴共兩層高，由下層門廊的寬闊的樓梯，一直可爬上到樓頂安放墓穴的壁龕內。鮑思高神父穿著司鐸祭衣的浮雕，就像安放在棺材內一樣。上面寫道：「孤兒的慈父 – 鮑思高神父 – 在這裡安息於基督內，他於1815年8月16日在新堡鎮出生，於1888年1月31日在都靈去世。」“Hic compositus est in pace Christi — Joannes Bosco Sacerdos — orphanorum pater — natus Castrinovi apud Astenses XVIII kal. sept. MDCCCXV — obit Aug. Taurin. pridie kal. febr. — MDCCCLXXXVIII”

在墓穴的兩側，有兩道樓梯一直走往庭院的上層。在那裡可以看到在墓穴上方建有哥德式的小教堂，在雲石祭台上方的鑲嵌畫是「聖母哭子像」(la pieta’)作為背景，那是Rollini的作品。在鮑思高神父去世十年之後，鮑思高神父的神子們在這些建築群旁邊建有一個教堂。那是奉獻給聖方濟沙雷氏 – 公教傳媒人及慈幼會士主保 – 由歐洲及美洲的協進會會士所捐贈。由慈幼會的建築師Ernest Vespignani 神父(1861–1925)所策劃，最後由Augustine Richelmy樞機於1901年4月12日祝聖。

於1907年再次在墓地上動了些修改，特別是開始了列真福及聖品的手續之後。其意思是在墓室及小堂為此機會作些裝飾，那正是我們今天所見到的。 就在小堂的地基上，（註：支撐著屋頂的三角形部份）由原來比較粗糙的鑲嵌畫，由另一幅上面寫著「萬福的十字架，我們唯一的希望」所取代“Ave Crux, spes unica”。上層庭院也進行了改動，及建有一排新的欄杆。墓地則以幾何圖案組成作為背景，包含有線條及宗教標記來裝飾，這些都是由Francesco Chiapasco所設計。

特別裝飾了那道由門廊通往墓地的樓梯。那是工程師Stefano Molli (1858–1917)的作品。重新裝飾了拱頂、拱門及牆壁，那是Francesco Barberis教授的作品。八個弧面窗描繪著鮑思高神父生平中重要的階段：在碧基的草棚、聖方濟亞西西堂的外牆，鮑思高神父於1841年12月8日開始了慶禮院的工作；慈幼會首個固定的地點 – 畢納地房子；於1868年祝聖的聖母進教之佑大殿；摩爾尼斯 – 紀念於1872年所建的母佑會；在都靈冷照地方首次成立慈幼協進會；於1879年5月24日創建的Viedma學校，紀念慈幼會的傳教工作；及最後，在華道角的「鮑思高房子」，他於1888年1月31日在那裡去世。

在那導后墓地及門廊的地它部份的樓梯上，設有一道門及一座鐵造的門柵。這些成了日後許多朝聖客所到的地方。鮑思高神父的遺體一直安放在那裡，直到1929年年底，他被列真福品為止。為此緣故，就在6月9日，將它的遺體擺放出來，由一隆重的出葬隨員運送到進教之佑大殿，一路唱著Giù dai colli，由慈幼會士Michael Gregorio神父為此機會而編寫的歌曲，歌詞由Secondo Rastello神父所編。

盧華神父和歐培拉神父亦安葬在華沙利切，及後才將其遺體移往都靈去。

慈幼會士至今仍在那裡工作，照顧著會祖曾安眠達四十年之久的墓地。那座陵園，特別是裝飾部份，於1986-87年間重修。

那座建築物亦逐漸擴充（於1898-1901年間建有第三層；於1930-31年間興建新翼；及於1956年再次加建），亦再次返回它先前作為學校的性質，而將哲學院於1925-26年間遷往Foglizzo。這個地方在城方及當地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為成千上萬的學生準備他們進大學（自1905年起，獲國家承認為文法中學，而於1952-57年間，獲承認為理科學院 – 即意大利大學首兩年的預科）。因著它的傳統，今日提供初中及高中的課程，及具有價值的「鮑思高自然歷史博物館」，那是建基於鮑思高神父於1879年所搜餘到的禽類標本。而其中所保存的有5000多年礦物及石塊的標本，是整個比哀蒙地區數目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