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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思高神父自述的面面觀 ─ 慈幼會士在中國
~ 梁定國修士 ~ (已於1993年領受司鐸聖職)
鮑思高家庭通訊 • 第 86 期，1988 年
(二) 慈幼會士在中國、港、澳、台
你們好，當我二十歲時，尚未進入修院，我已有獻身傳教的願望。在我升神父後，為了聽從神師的意見而沒有親身前往傳教區，但在我創立慈幼會後，便在一八七五年派遣了首批傳教士到南美洲去。在我多次有關慈幼會傳教事業的神夢內，特別是一八八六年的神夢中，我看到了我的神子們在中國、香港等地方傳教，辦學校，教育青年，雖然我那時已經年老力衰，但我並沒有減低我對傳教工作的熱忱。
回想起在一八七三年，雖然離現在有一百十五年之距，但我仍然記起香港的監牧高主教要求我派遣我的神子到香港去服務，而我那時也應允了；但由於當時的客觀條件有限，會士們並沒有出發。我雖然沒有機會親眼看到我的會士踏足於中國，但到底可幸我的繼任人，真福盧華神父於一九零六年得到澳門鮑理諸主教的幫助，終於使我的夢實現起來。
今年的二月十三日正是首批傳教士到達中國澳門的八十二週年紀年日，在他們當中計有三位神父及三位修士，由真福雷鳴道神父帶領下，到達一個言語、文化及生活習慣完全不同的環境中，負起了艱巨的任務，真不愧為慈幼會傳教士的典型。
他們到達澳門後不久，便開始了他們的教育及傳教工作。為當時來說，開辦學校是傳佈福音最具成果的方法，而又與我創立慈幼會的宗旨不謀而合。數年後，他們便因地方不足而遷往現時的澳門慈幼中學。當時大家以為可以安定下來，怎知那年葡國革命，慈幼會士迫得與其他修會會士暫時離開澳門，到達香港暫居，但沒有在香港工作的意思。在天主奇妙的安排下，他們為了將來能方便地重回澳門工作，便由澳門主教派至香山 (中山) 縣傳教，因而開闢了新的傳教園地，真可說是因禍得福。
我在中國神子們有一基本願望，就是希望在中國有一個自己的傳教地方。適逢在那數年間，教廷傳信部因廣州教區實在太廣闊，便將由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廣州教區北部轉交給我的神子們接辦，並於一九二零年由聖座提升這傳教區為宗座代牧區，由雷主教，是我多年前的學生，任首任宗座代牧，並擢升為主教。
一九二三年，慈幼會在中國的立足地計有澳門慈幼學校，香山 (即今中山縣) 傳教區及韶州代牧區，三地鼎足而立。三年後，他們正式成為一個會省 ─ 中華會省，由耿其光神父任第一任會長。
在到達澳門十一年後 (即一九二七年)，我的慈幼會士開始在香港工作，他們首先接管了一所細小的學校，關於這所學校早於五十四年前，我已和高監牧談及了，這校就是今日座落於西區的聖類斯中學。
繼香港之後，翌年，我的神子們更北上到達上海，在楊樹浦開辦了一所以我命名的聖若望鮑思高學校。
雖然表面上工作十分順利，但不如意的事卻常在我的神子們身上發生。雷鳴道主教成為韶州主教後，多次作教區內的視察任務，但因當時時局不安定，土匪猖獗，不幸在一九三零年二十五日，為了保衛幾位同行的少女，他便和高惠黎神父一起被土匪殺害。成為中華會省內兩位首先為主殉道者。「傳教的園地得到殉道烈士的熱血灌溉下，開花結果。」
耿其光神父繼任，成為韶州主教，他會長的空缺，由畢少懷神父填補。同年，會士們便在香港筲箕灣獲得兩所神怡別墅，因而將神學院由西區遷移到東區來，並在兩年的時間內，增設了哲學院，備修院及初學院，從此，筲箕灣便成為中華會省栽培聖召的地方。
一九三四年，座落於香港仔的新校落成，名為香港仔兒童工藝院 (即今香港仔工業學校)。我的會士們因見中國地廣人多，不能只在幾處地方辦教育，而忽略其他地方，因此在一九三五年由畢會長的帶同下，到達雲南省的昆明，創立了另一所鮑思高學校。他們在上海，不但進行教育工作，在牧靈方面，更不遺餘力，因而在閘北成立慈幼本堂，而母佑會 (我的女修會) 也創辦了聖母無玷之心醫院。
自一九三七年至四五年，中國經歷有八年抗戰的艱辛歲月，而我身在中國的神子們也多處受到戰禍而被迫停辦學校，會士們疏散至香港及澳門兩地，在香港淪陷後，他們的工作，更感困難，不少會士也被關進集中營裏去。
澳門雖然沒有被日軍佔領，但糧食短缺，我的慈幼會會士在這種情況下，組織孤兒院，派發難民證，每日為萬人派米飯。與此同時，一所由兩位基督教女士創辦的粵華中學，因戰亂而不能繼續，便邀請慈幼會來接辦。
一九四七年，在陳基慈神父的領導下，慈幼會士繼續北上，到達北京，創辦了聖母進教之佑學校。但那時中國局勢未定，表面上教育及傳教工作，仍可如常進行，但內裏卻顯露著另一個時刻將要來臨。
我的會士在中國內地的事業相繼於一九四九年內，在兩個慈幼會慶日上被迫結束：一月三十一日，我本人的逝世紀念日、北平的學校結束；十二月八日，聖母無原罪瞻禮，也是我慈幼會誕生的紀念日，南部的韶州教區遭受解體。在一九五一年，本會在中國內地的事業，一一被沒收或結束，包括徐州學校，上海閘北及楊樹浦的本堂，主教及傳教士被監禁，最後所有外籍傳教士被逐出境，返回香港，至於國籍會士們則留下來，全部都遇到了軟禁，下放和坐牢的命運，而我的會士們在中國內地的工作最後在一九五四年便完全停頓。
此時，香港的恩人鄧鏡波先生先後在香港及九龍兩地捐款興建了兩所中學，並以他命名，以作紀念。另外還有四間附屬小學，即：慈雲山鮑思高學校、牛頭角鮑思高學校、石蔭慈幼學校，及港島薄扶林道的聖安多尼小學。柴灣道的慈幼小學。我的會士在香港除了辦教育外，更於一九五三年及一九八三年先後接辦了在香港的安多尼堂及在九龍大角咀的中華聖母堂。會士們除了教育及牧靈的工作外，出版事業也是他們的工作之一。計有在香港的良友之聲出版社，九龍的李嘉堂出版社、及在台灣的慈幼出版社、香港的鮑思高家庭通訊等。
我的神子們也在一九六四年啟程前往中國的第一大島 ─ 台灣工作，首先在台南興建了慈幼高級工業學校、四年後，工作由南部推展至北部，在台北市建了聖若望鮑思高堂，成為在中國內第一所以我來命名的教堂。一九八零年，中華會省應高雄教區主教之請，在屏東潮州接辦了由一位瑪利諾會神父創辦的少年城，專為貧苦青年提供住宿及教育之便。
在香港方面，座落在葵涌的伍少梅工業學校，在幾經風波之後，終於在一九七七年正式落成開課。 我的會士們在中國雖然只得八十二年，但當地的聖召也不少。首位的國籍慈幼會士是在一九二七年發願入會的謝炳元修士，但可惜，他在發願的翌年便離世歸天去了。第一位國籍慈幼會神父為沈鼎元神父，在本年一月二十三日逝世於中國大陸。
展望將來，慈幼會在中國將會有輝煌的成就，一如我在一百多年前所發的夢：「當慈幼會士來到中國，在北京附近那條河的兩岸相會時…… 有些會士將從那偉大國家來到河的左岸，而另一些會士則從塔爾塔利亞 (南美州) 來到右岸，啊！幾時他們會彼此相遇而握手呢！…… 可是時間是在天主的手中。」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