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殉道者

全心奉獻的傳教士聖高惠黎

Fr. Guido Bosio SDB著

盧山譯 姚惠民校

香港!媽媽,這次的犧牲很大,但是我很開心﹗

高惠黎修生於1924 年11 月10 日在他的日記裡寫道:「經過了一星期的辛苦航程,我們抵達香港。從各個角度來看,這都是一件非常愜意的事。漫長的航行終於結束了……我們懷著愉快的心情離開科布倫茨號,因為最近幾天它給我們帶來許多痛苦。」

翌日,即11 月11 日,他們坐了三小時的船,來到了澳門,慈幼會士們熱烈地歡迎他們。畢少懷神父由韶州下來迎接他們,尤其是他們當中不少是他以前的學生。

高惠黎修生擁抱著他說:「你可以看到我是一個守諾言的人。現在我來了,完全為中國人服務。」

高惠黎修生告訴了母親他已到達,並這樣說:「對我來說,離開意大利並沒有使我後悔;相反,我很開心。我知道這是一個很大的犧牲,但上主會幫助我們的。」

在接待新的傳教士時,高惠黎修生負責回應澳門團體的問候和祝賀。他很明智地回應說,只要他能使許多靈魂皈依天主,他願意做任何犧牲,甚至捨生致命。

上海工業學校

11 月16 日,傳教隊伍從澳門出發,並於11 月20 日抵達上海,受到陸伯鴻(若瑟)先生的熱烈歡迎。

陸伯鴻是一位有能力的商人,也是很熱心的天主教徒。他在上海創辦了一間很大的宿舍,並以若瑟命名,能收容超過1400 多人。他期望在宿舍旁創辦一所工業學校。

早在1919 年, 他已開始與雷鳴道神父商議此事, 但直到1923 年1 月4 日,才能簽訂一份由都靈慈幼會總會長發出的正式合約。

1923 年7 月,慈幼會中華準會省會長來到上海,給正在建築的工程提出了一些指引,規定這所學校必須設有工藝生部門和讀書生部門,能夠容納大約300 個學生。

當這一批傳教士來到上海時,學校已差不多建成,但仍未能上課。既然不能上課,他們便開始認真學習中文。

中文很難,但若有母親祈禱,高惠黎必能成功

高惠黎修生給母親寫道:「我們正在學習中文。我都二十歲了,現在才來學寫字和讀單字。但這也是因上主之名而作的。我們很開心。我們也會想起意大利,這是不能避免的,但我們很慶幸可以來到中國……我的好媽媽,請為你的高惠黎祈禱,使他能更容易地學習這個確實很難的語言,好能藉此做些善事。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的母親:我會常常看著你的照片,祈求聖母保佑你。」

兩個星期後,他寫道:「我們正在學習中文。這並不容易;但若母親為我祈禱,高惠黎也會講中文的。」

100 個孤兒或棄兒

1925 年1 月16 日,院長夏懷理神父跟其他14 位會士和備修生來到上海。加上早前來到的傳教士,他們組成了一個21 人的團體。

1 月24 日,一所孤兒院在臨時開闢的房間裡開幕,很快便收容了100 個孩子。他們都是可憐的孩子,不是被遺棄的,就是被警察局送來的。這些都是可憐的案例,高惠黎修生在給母親的信中也多次提到。這使他意識到,慈幼會士必須努力解決這些嚴重問題。

到上海兩個月後,他寫道:「母親,這個城市真的有很多不幸的事。在最富裕的商業區鄰近的地方,有很多人不知道做什麼和如何謀生。中國到處都是孩子,多麼需要有人好好的教育他們!即使只是處理我們工作範圍內的事:即教育孩子,我們已有很多工作要做!」

他總結時提到他最擔心的事:「中文很難,但我會一點一點地把它學會的。」

第一課中文要理。我很愛中國

一個月後,他可以告訴他母親第一個成果,就是他能明白中文,而且能與學生們初步接觸。

他寫道:「我到現在才給你回信,因為我想告訴你一些安慰的消息,這樣你就不會忘記那些中國孩子了。今天早上,我教了第一課中文要理。我並沒有作很長的解釋。我多次看筆記本,好能繼續我的思路,也見到我的學生似乎也明白到一些東西。我見到他們明白得不錯,真令人開心。請你繼續為這事祈禱。能夠說中文,並能流利說中文是件很重要的事。」

然後他提到那將完成的龐大建築物,那裡能容納300 個學生,接著說:

「我的好母親,請想想這裡可以做多麼多的善事。如果上主給我們恩寵,使這些孩子成為良好教友,將來就會有很多良好的教友家庭。我對中國的熱情仍然很強。確實,我們離開了故鄉,確實,我也離開了你;但在這裡有很多孩子沒有母親,而天堂也不是他們的故鄉。當你為你遠方的兒子祈禱時,請你也記得這些中國孩子。如果上主幫助我們,我們能使他們成為熱心的教友,甚至是良好的慈幼會士……那麼我們就能看到慈幼會事業在中國有多麼大的發展!」

院長的得力助手

高惠黎修生在這封信裡概述了他的工作狀況。在學校裡,他除了負責一批來自意大利的備修生外,夏懷理神父還委派他全力管理100個孤兒,照顧他們的宗教生活,教授教理,準備他們領洗和領堅振,也照顧他們的娛樂活動。

他的工作的確很多。在高惠黎修生寫給母親的一封信的附頁裡,夏懷理神父也證實說:「高惠黎常是我的得力助手。我衷心感謝你讓他跟我來。我會祈求善良的天主豐厚地報答你所作出的犧牲。」

學習中文方面,使人明白自己所說的話,和明白別人所說的話,始終是最重要的事。

高惠黎修生來了上海五個月後這樣寫給母親說:「如果我問自己,我在中國是否快樂?我會說很快樂!我現在正在學習寫作,但這是需要幾年時間才能成功的事。因為每個單詞都有自己的特點,需要逐個逐個字學習,這是需要時間和耐心。我希望這兩項我都不缺。所以我也開始寫作了。講中文則較為容易……我肯定當你在聖母月去華道角時,會特別記得我,記得賈利斯托和我們的會院。同時也請聖母保佑我們在中國的孩子,好讓他們中會有好的慈幼會聖召。中國真的需要有國籍慈幼會士。他們無論對學校,對寫作和對所有的事都能提供極大的幫助。」

編者按:本文截錄自Guido Bosio神父編著《在中國的殉道者》第312-3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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