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石

這是我在「母佑兒童工藝院」學習和生活的回憶。我現在已經七十多歲了，在該院的同學中，幾乎是年齡最小的。如果不把這段回憶寫下來，它可能會成為在某書刊上的幾行字，或者完全被湮滅在歷史的塵埃中。因此，我應該寫。事緣母佑兒童工藝院事業是慈幼會在中國的一段短暫而悲壯的歷史；就曾經生活在那裡的近二百位同學而言，那是他們得以生存、受教育和奠定人生基礎的地方。與其他同學一樣，那是我得救命的地方。沒有她，我的家庭就難以為繼，更談不到我蒙受教育。

聖人若望·鮑思高（Giovanni Don Bosco）是慈幼會（Salesians of Don Bosco）的創始人，宗旨是使貧困兒童得到教育。因此，把母校──母佑兒童工藝院叫作「鮑思高」，似乎已經成為她的官稱了。

1946年冬，陳基慈神父(Fr. M. Acquistapace) 以及居禮端神父（Fr. Marcello Glustich）、喻石柱修士等，奉總部之命千辛萬苦抵達當時的北平（即現今的北京）。由為學校選址開始，到建房、招生和開展，他們都親力親為，最終，於1948年在東直門四爺府胡同1號（現在的俄羅斯駐華大使館覆蓋了原址，該胡同已不復存在）開辦了母佑育幼院，後改名為母佑兒童工藝院。

1946年，抗日戰爭剛結束一年，國共已經開戰。國家之混亂，百姓之痛苦難以想像；特別是1948年11月八路軍已經包圍了北平，物資供應之困難，日常生活之艱苦可想而知。

動盪的局勢，產生了大批難民，教育問題頓顯突出。「鮑思高」為許多難民的子女解決了教育問題。到這裡的學生大多有兩個背景：一是來自華北剛被「解放」的地區，如河北省的寶坻縣、石家莊一帶，以及西北地方；二是有天主教背景，都是由主教、神父或修女介紹得以進入「鮑思高」的。我也不例外。

我出生於河北省靈壽縣，自小因日軍侵佔了家鄉，舉家逃亡在外。1947年11月，石家莊解放，1948年春，我父親逃亡他處，母親帶著我和一歲的弟弟從石家莊徒步走到保定，後乘火車到達北平，雖然當地有兩門親戚，但都自顧不暇，哪裡肯收留這窮困潦倒的三口之家。事出無奈，我們只好入住黃寺的難民所。同年冬天，八路軍包圍北平，難民所遷到國子監，靠一位劉姓神父把我們介紹到繩子庫六號院，那是撫順教區的一所院落，住有神父和幾家教友，我在那裡生活近兩年，並在北海公園附近的文德小學（現為米糧庫小學）上二年級。

母親沒有工作，育養兩名孩子非常困難。本堂楊神父出面，想把我介紹到「鮑思高」上學，因為那裡管吃管住。同院還有一位姓王，年紀比我大的男孩也想到「鮑思高」，於是我們一起前往。還記得介紹信上寫著「茲有閻、王二人」。但是，都被拒絕了。後來又得修女院的丁會母，找來一位姓梅的外籍神父，經他介紹，我終於可在1950年秋天，到「鮑思高」上學了。

我到「鮑思高」後，被分配上三年級。當時，「鮑思高」分大班和小班。四年級或以下為小班，五年級或以上為大班。小班只唸書沒有勞作課；而大班開始有勞作課，半工半讀。

在我的記憶中，「鮑思高」地方很大，有幾重院子：大門朝西開，從大門進去，是一個小院，前端有一大間房子，是傳達室，左側有幾間房子，是同學與家長會見的地方，右邊是院牆。越過左側的門房再向左拐，是一個較大的院落；院落的西側有一排長長的房子，是學生飯廳，與飯廳成丁字形的北房是廚房，及神父與修士們的餐廳；南面有幾間房與傳達室相連，是小班的宿舍和洗衣房，也自成一個小院落。院落的北面便是教堂。

走過教堂和廚房之間的通道，又是另一個院落，也是學校最大的院落和活動中心──我們的大操場。操場的北面是一座二層樓，在當時，樓是非常稀有的建築物；樓上是宿舍，樓下是教室和工房。樓的後面也有一片空地，從廚房到空地的盡頭由一道長廊相連。

長廊的盡頭向西，又是另一個院子：左側是菜地，右側向北有一排房子。大的是小班的教室，小的當中有一所小教堂。在這院子的西端還有一個小院，住著方濟各會的三位外籍神父（迪拜裡、馬和樊和趙廷彬神父）。

因為我在小班，上課主要是在後院，而休息則在前院。(下期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