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幹潮

教宗方濟各去年九月初到訪蒙古，至今已經差不多一年了。在教宗到訪前，由於本地教會有很多機會與政府高層接觸，所以蒙古政府對天主教會在蒙古的服務似乎認識多了。而這一整年中，政府和天主教會的關係也算是和諧，並無衝突；去年十二月，傳教士在更新簽證時也沒有遇到任何阻撓。一切似乎都向著好的方向發展。

平靜的日子很容易讓人降低危機感！在八月上旬一個主日，英語彌撒結束後，我留在聖堂明供聖體，因為每主日在英語彌撒和蒙語彌撒之間有一個小時的聖時。供了聖體之後，我回到祭衣房更衣，這時有兩個蒙古男子來到祭衣房說有些問題想問問我，我以為他們只是想問一些有關信仰的問題，所以想著在祭衣房就可以簡單回答他們。怎料，他們表示想找一個可以坐下來交談的地方，我於是帶他們到我在本堂的辦公室去。一進入辦公室還沒有坐下，他們其中一人問我這是否我的辦公室、我是否在這裏工作。我心中忽然生出驚訊，立即說這不是我的辦公室，我也不在這裏工作，只是當有人想安靜地交談時才用這個房間 (而事實上，這辦公室門口也沒有掛上任何名稱)。他們坐下後先查詢我的姓名，然後才表露自己的身份，原來他們是移民局的稽查人員！隨後，他們要查閱我的護照和蒙古身份證。我告訴他們由於這不是我的地方，我也沒有隨身帶著證件，所以邀請他們到我住的地方才能拿證件給他們看。而聖堂離開我們會院也只是不足一百米的距離。

當到了會院後，我招呼他們在會客室等候，然後我到房間拿取證件。其後修士告訴我，他們在等候期間，其中一人在屋內不同的地方拍照。我拿了證件回來給他們檢查，他們再次確認我的姓名，然後問及我的工作。確認了我在學校工作之後，又問及鮑思高職業訓練學校和蒙古天主教會的關係，其後問我是否知道我所持有的簽證是不能夠從事任何宗教工作的。我於是解釋說當日由於聖堂的蒙古神父有要事而不能主持彌撒，所以請求我代替他一天。考慮到對方是「鄰居」，所以我沒有推辭，同時也沒有收受任何報酬。他們又問這種事是否常常發生，我回答說只是在暑假期間，他事忙時比較常發生，而在平時，像學年中時，我也沒有空去幫忙。在解釋一番之後，他們看似滿意，但到最後還是扣留了我的護照，要我仔細想清楚，並將整日所發生的事和我們之間的對話全都寫下來，翌日上午與天主教會負責外籍人士簽證的負責員工一起到他的辦公室，將我寫的「自白書」交給他，到時他自會把我的護照交回給我。

當日下午，我立即將一切事匯報給身在海外的主教，也召來我們的法律顧問一起研究整件事情和商討如何寫這份「自白書」。仁慈天主上智的安排，當日剛好是天主教會負責簽證的法律顧問年假的最後一天，正在回首都的途中，翌日便會上班，所以可以與我一起去移民局看看如何解決這問題。

翌日早上，我先到主教公署與法律顧問會面，商討如何應付和交待，同時也備齊一切文件，然後去移民局與該位稽查會面。

我們到了移民局後，我們在辦公室門外等了近半個小時，他才施施然地回來帶我們到會客室會面。在一輪沒有營養的交談後終於踏入正題。要我再一次描述整件事情後，他強調我們必須依蒙古法律行事，我的簽證是從事學校工作的，就要專心致志做好學校工作，不管任何理由，我都不可以涉及任何宗教的工作。他還告誡我只可以與其他信眾一起坐在席上，而不能在祭台上「工作」。當我們的法律顧問問及他我們天主教習慣的共祭時，他也指出一旦穿上神父的禮儀服式站到祭台旁也算是宗教「工作」。而且，由於宗教簽證是透過所屬的本堂申請，所以只可以在該本堂主持宗教活動，而不能在其他聖堂進行宗教活動。他收了我的「自白書」後，指出這是一次警告，若有再犯，就不要怪他無情，一切將會按法律行事，我可能會被遞解出境！最後，我也終於取回了護照。

我的事件告一段落，但只過了幾天，在聖母升天慶日的黃昏，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在另一個堂區。當時，另一位沒有宗教簽證的神父與兩位執事一起在主持彌撒，忽然有移民局的稽查出現，在彌撒後也取走了他們三人的護照和「邀請」他們到移民局「交談」。最後，他們也取回了護照，但也免不了一番訓話！事後，他們發覺原來在幾天前的主日，已經有人在主日彌撒中拍下那神父主持彌撒的短片，可見他們是有計劃地調查。

事後，我將一切再匯報給仍身在海外的主教。主教作出指示，暫時只有領得宗教簽證的神父在所屬的本堂主持彌撒和一切禮儀；同時也停止共祭，而外來探訪的神父也不能參與共祭，以免出現其他問題。這事要等新被委任的教廷大使到蒙古時，與蒙古政府高層會面商討解決方法。

結果，目前有一個堂區暫停所有彌撒，主教座堂的英語彌撒也暫停。除了幾位本堂神父外，其他神父只可在自己會院或到修女團體奉獻感恩祭，不過卻不可以有蒙古教友參與。

目前的情況看似有些嚴峻，但我相信這也是迫使教廷正視和跟進與蒙古政府簽定雙邊協議的機會。不論情況如何困難，總沒有人能阻擋天國的臨現的。為人不可能，為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願天主永受讚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