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偉文

（二）韶州教區起落（續）

（6）中日戰爭時期的韶州教區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同年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抗戰全面爆發。

1937年6月1日至9月6日，慈幼會副總會長伯祿之神父（Fr. Pietro Berruti）視察了慈幼會中華區，也視察了韶州教區。當時天氣炎熱，交通不便，又缺電，因此幾經艱辛，從7月1日起，至7月27日才完成視察。

慈幼會中華會省省會長畢少懷神父，則在1939年10月出發，展開了他戰時對韶州教區的惟一一次視察。

1939年12月，日軍侵佔英德，一星期後撤退。期間，法國籍的榮富哲神父（Fr. Robert Vetch）讓很多人去到天主堂避難，保護了他們。1941年，耿主教任命榮神父為副主教，又託付了母佑會所辦理的慈善機構給顯主會。1945年1月，日軍第二次侵佔英德。

（7）抗戰結束與耿主教辭世

1945年8月14日，日本向同盟國投降。12月，地方安定了，耿主教回到主教府，但主教府和各會院損毀嚴重。

1946年9月30日，耿主教病重，在韶州的基督教醫院留醫。10月6日，他被塗病人聖油、7日領臨終聖體、8日再見畢會長；同日晚上平安離世。

（8）歐主教被任命及韶州之解放

1948年4月9日，教宗任命上海正修學校（一心學校）校長歐彌格神父（Fr. Michele Arduino）為韶州教區主教。1948年6月29日，歐神父在上海慈幼會修院的聖堂被祝聖為主教。兩天後，他第一次用主教的權力，向幾位會士授聖品，其中一位就是後來的慈幼會中華會省省會長、總部傳教事業主任杜希賢神父（Fr. Bernard Tohill）。7月10日，歐主教到了韶州。同時，畢會長應歐主教要求，派遣新的傳教士到了韶州教區，包括孟基道神父（Fr. Giovanni Monchiero）、傅玉明修士、胡子義神父（Fr. Gaetano Nicosia）及梁樹滋神父。在這風雨飄搖之時，總部的長上柏理度神父（Fr. Modesto Bellido）視察了中華區。7月，他到達韶州教區，但因局勢不安，只能快速視察韶州、樂昌和英德三地。

1949年9月，南雄和始興已被解放；10月7日，韶州易權於解放軍之手；12月8日，連縣亦被解放。

1950年6月13日，會長的秘書潘三多神父（Fr. Clemente Benato）寫信給一位會士說：「……有兩位華籍司鐸：湯迪光和梁萬仙失去了自由。在樟樹潭的神父及兩位顯主會的修女和傳道員，被迫離開那裡，返回韶州。」

1951年1月18日，主教寫信給全區的司鐸們，請他們向教友解釋真正聖教會的意思，因為當時國內正發起「三自運動」：即「自治、自養、自傳運動」。

最後，主教被軟禁在主教府6個月，公安局通知他要離開韶州。12月1日晚上，一個士兵押送他到車站，其後，他於12月2日到了香港的邊界。主教和他的傳教士被迫離開教區，最後離開的是高福安神父（Fr. Vito del Curto），那是1952年。

那時在教區只剩下一位慈幼會會士，即梁樹滋神父，後來才知道，他已在1956年去世。

（三）慈幼會在上海（I）（1924-1928）

（1）事業的開始

1919年12月26日，上海宗座代牧姚宗李主教（Msgr. Prosper Paris）寫信給雷鳴道神父，提及一所由慈善家陸伯鴻先生所成立的新普育堂（St. Joseph’s Hospice），希望由慈幼會負責提供學生職業訓練（日後成為正修學校），並由教會為堂內收容者提供需要的靈性指導。

1920年1月17日，陸先生親自致函予雷神父，經總會長批准後，雙方於1923年1月4日達成協議。同年5月19日，雷主教將計劃交予耿其光神父執行。1924年11月20日，首批慈幼會士共6人，在耿神父帶領下抵達上海。

在1925年1月16日，更多的慈幼會士抵達，包括院長夏懷理神父，財務長西憶華神父（Fr. Antonio Saino）等共15人，使在上海的人手增至21人。

（2）工作的展開

在1925年1月24日，教學工作展開。高超元修士、福基道神父、卜理修士（Bro. Giuseppe Borri）及蘇冠明修士（Bro. Michele Suppo）先後加入。部份備修生則往他處繼續學業。到1925年底，在上海的慈幼會士共有19人。

（3）內戰中的上海

在1926年底，時值國民革命軍北伐，慈幼會財政變得緊絀，也使學校運作的經費短缺。省會長耿其光神父於是到上海商討對策。因財力不足，從1927年1月1日開始，學校裡年紀較小的學生要回家，學徒除了無家可歸者外，也一樣要回家。

4月7日，學校被更多的軍人佔領。會士於是在5月1日租下了一所基督教學校，並在5月7日連同年紀較大的學生搬了進去。在這樣的情況下，總部副總會長李嘉堂神父（Fr. Pietro Ricaldone）在5月30日前來視察。

1928年8月，孔志賢神父（Fr. Ernesto Fontana）回到上海，陸先生在9月把學校借去舉行「國貨展覽」。如此，這裡看似沒有可能再用來做學校。

（四）慈幼會在上海（II）（1929-1936）

（1）一連串的買地

姚宗李主教其後同意讓慈幼會在租界開展事業。在長上的支持、鼓勵及幫助下，終於在楊樹浦（Yangtzepoo）找到了土地。在1929年6月9日，在這土地上樹立了一塊告示，用英文寫上了：「真福鮑斯高神父的慈幼學校」（Salesian Institute of Blessed Don Bosco）（即後來的斯高工藝學校）。隨後相連的土地亦被買下。在11月，孔志賢神父先後在虹橋（Hongkew）、吳淞（Woosung）及閘北（Zepu）買下土地，以為將來發展的需要。但在1931年，長上發覺買入的土地附近就是上海的垃圾場，作教學用途並不理想。於是，在獲得授權後，孔神父把地賣了，再買回幾片適合的土地。除此，他還作了兩手準備，一方面預備把附近的地也一併買下，另一方面把孤立的地段賣出，以換取金錢，作教育及慈善用途。這還僅是孔神父商業天才之一例。

（2）重回南市

在1931年7月1日，上海宗座代牧惠濟良主教（Msgr. Auguste Haouisee）與孔志賢神父商討，希望慈幼會士接受陸伯鴻先生的建議，重開正修學校。惠主教堅持他的計劃，稱這是為「靈魂的好處」（The good of souls）。

省會長畢少懷神父在10月27日到上海後，立即致電了主教，再電陸先生；他在31日多次致電惠主教，惠主教要求他派慈幼會士到正修學校作「實踐工作」（ad experimentum）。最終草擬了雙方都接受的條款。在11月1日，會士們重回了他們在上海的第一所房子。

（3）「一・二八」事變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變爆發，日本進攻上海。

省會長對時局十分憂慮，他寫信給孔志賢神父，指示他如局勢惡化，把學生送去香港，及撤退往楊樹浦。後來，局勢真的惡化，部份學生被送到香港。在2月20日，孔神父也撤退往法租界。及至2月29日，他到了楊樹浦。直到3月，上海很多地方已成了一片片「頹垣敗瓦」。

在與前線有一段距離的租界及南市，相對比較平靜，整體生活一如平日。

事變後，在宗座駐華代表剛恒毅蒙席（Msgr. Celso Costantini）及惠主教的多次要求下，慈幼會同意再一次回到南市的正修學校，並由何惠民神父（Fr. Francesco Ruffini）負責牧靈工作。陸伯鴻先生則任命了他的第三子陸蔭耕先生（Mr. Francis Lo）擔任學校（包括中、小學）的校長。（待續）

（編者按：撰稿者馮偉文先生是香港慈幼學校舊生，為使慈幼家庭更方便快捷了解慈幼會在中華大地的歷史，利用閒暇收集資料，並在數位慈幼會神長指導下，編寫了《慈幼會來華120周年（ 1906-2026）》簡史。謹向馮先生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