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廣權

26. 澳門慈幼學校

日復日，年復年，這樣多姿多采的生活，轉瞬之間已度過十五年，彷彿南柯一夢。一九六九年，忽奉會長馬耀漢神父之命，調往澳門慈幼學校寄宿部任舍監（湊仔）。那時慈幼學校的寄宿部很受各界人士歡迎，入讀學生十分踴躍，很多是由香港慕名而來的。從小四至中五、職一至職五，按年級分為大、中、細三班，分住三個大宿舍，每個宿舍約八十人。我調往澳門，本來是任舍監的，可是一到那裡，除了被委任作中班（中一、中二）的舍監外，還要教國文科，而且是最高班的兩班（英中五和職五）畢業班，同時還要教全校小四至中三的體育。

從前我在鄧鏡波，獨沽一味只教工房實習，從來沒有教過國文，如今一教便要教最高班，可想而知這是如何吃力，如何狼狽了。當年的國文課本內容較現今的要艱深得多。因為現今的國文科已分家為「中國語文」和「中國文學」，而當時是不分的。中五的國文，開頭第一課是「詩經——蓼莪篇」。我在澳門慈幼學校讀職業班，職五畢業，從未讀過甚麼詩經。怎麼辦？惟有硬著頭皮，到書局尋找參考書，挑燈夜讀，實行惡補。如今回想起來猶有餘悸。但很奇怪！我那時竟然有勇氣接受這樣的苦差！

27. 調回鄧鏡波學校

辛辛苦苦地捱過了一年，一九七〇年九月，蒙會長馬耀漢神父調回香港，仍然是在九鄧的印刷部工作。俗語說：「好馬不吃回頭草」，可見我不是一匹好馬。

回到九鄧，重操故業，駕輕就熟，在工房裡如果單是教學生，本來沒有甚麼壓力，可是那時我被委任為工場主任，除教學外，同時要負責「生意」。為了維持工場的開支，於是承印很多非天主教的刊物，如校刊、《新亞生活》雙周刊、同學錄、商業單據及一般宣傳印刷品等⋯⋯這樣一來，為了準時交貨，工作壓力便大大地增加，那時我們負責工場「生意」的修士（三位意大利籍修士、區海晏修士和我）經常要加開夜班直到深夜，某些工友有時甚至要開通宵哩！

28. 職業先修

七十年代開始，香港教育署別出心裁，創辦了一種特殊的學校，名為「職業先修」學校，專為那些沒興趣讀書的青少年而設，給他們學習一些工藝。其課程與傳統的職業學校不同，學生要在三年內「認識」三種工藝，我說「認識」而不說「學習」，因為這種學校所設計的課程，學生根本學不到甚麼，只是讓學生初步認識三種不同的工藝，三年畢業後才正式選擇一種，正式深入去學習。

從前九鄧四年制的職業生，每天實習五小時，四年畢業後，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技工，極受廠商老闆的歡迎。當時香港大學圖書館的招聘廣告，更聲明優先取錄九鄧的學生呢！這與職業先修畢業的學生相比，真有天淵之別。

正當職業學校改制之際，九鄧申請由私立轉為「政府津貼」學校。我們的職業部若要獲得政府津貼，必須改變原有的課程，要完全依照「職業先修」的課程和制度。為了適合政府的要求，原有的工場便要改裝，這樣一來，便要花費不知多少時間與精力去與教署周旋，不必在此詳述。

經過千辛萬苦，終於在一九七八年成功獲得津貼。可是職業先修只有六班，附設在九鄧之內，彷彿一個腫瘤，諸多不便。而且學生畢業後沒有出路，實在沒有必要投資在這樣的工作。經過商討，獲得共識要把這腫瘤切除，於是又要花費唇舌，再向教署申請結束。一九八三年九月獲准結束。九鄧的職業先修只開了六年，便告壽終正寢！

29．印刷工場關閉

由於職業先修取替了職業部，經營了廿八年的印刷工場（一九五二至一九八〇年）也隨著關閉。眼見從前用節衣縮食省下來的錢所購入的昂貴印刷機、排版機等如今要當廢鐵般賤價出售，所賣得的錢還不夠作十多位職工的遣散費呢！觸景生情，不禁黯然神傷。遂作了一首五言古詩，聊抒情懷：

悼職業部 一

浪與浪相推，潮與潮相續。

朝代有更替，韶光去不復。

天無三日晴，世事如棋局。

白雲變蒼狗，明月因霧濁。

無力挽狂瀾，迫於強忍辱。

五二展鴻圖，八〇告結束。

 噩耗傳千里，賢者皆不服。

冠明若有靈，泉下必哀哭。（註）

耕耘廿八載，小樹成喬木。

慘澹勤經營，虧盈有紀錄。

哀哉各工友，先後遭遣逐。

前程路渺茫，造化多殘酷？

大殮尚未完，瓜分何太速？

急於圖改建，珍寶廢鐵鬻。

形勢欠明朗，難分直與曲。

冥中有主宰，失馬焉非福？

一切隨主旨，內心暗禱祝。

（註）冠明即蘇冠明神父

30. 再調往澳門慈幼學校

職業部（包括印刷部和洋服部）在一九八〇年結束，而職業先修則要到一九八三年才停辦。一九八一年，由於在澳慈任寄宿部舍監的葉樹芬修士要出國深造，他的空缺急需一位會士補上。正巧職業部已關閉，職業先修雖然仍繼續運作，但已決定兩年後也要遭同一命運，於是會長陳日君神父便派我到澳門去代替葉修士的空缺。

一九六九至七〇年我曾在澳慈工作，這次再度被調往澳慈，又再一次吃「回頭草」，又多一次證明我不是一匹好馬。

雖然是舊地重遊，可是又有新的挑戰：除了擔任舍監一職之外，還要負責教音樂、體育和中二的教理。

音樂和體育我從來沒有教過。可幸那時澳門還沒有如香港一般的「教育署」，香港學校一切課程要全照教署規定，而澳門卻可以自由發揮。普通球類、體操我也略懂一點，所以教體育沒問題；如果純教唱歌，為我也沒太大困難，可是歷史悠久的澳門名校，竟然連音樂室也沒有，音樂課要在一間又濕又暗的、由印刷工房改裝的房子裡上，房中連桌椅也沒有，只安放了聖堂多餘出來的長跪凳，不單沒有鋼琴，連一個舊風琴也沒有。俗語說：「馬死落地行」、「窮則變、變則通」，因為我略懂吹奏口琴和口風琴，於是惟有用口琴或口風琴去作伴唱，但由於口琴和口風琴都需要用口吹奏，不能同時又吹又唱，教時很不方便。後來向九鄧負責樂隊的陳炎墀修士借得一部手風琴，這樣才可以一面拉一面唱，教起來方便多了。而且我所教的都是由自己重新配詞的宗教歌曲和時代流行歌曲，學生容易上口，唱得開心。

31. 伍少梅工業學校

七十年代的某一年（不清楚是哪年了），每年一度的「慈幼日」輪到在伍少梅工業學校舉行。由於剛建校不久，校舍美侖美奐，當時我曾打趣對會友說：「恐怕我今生今世也不會來這裡工作。」我之所以如此武斷，原因是伍少梅是間電工、電子和金工的工業學校，而我本行卻是教印刷的，又怎有機會來這裡工作呢？可是世事很難預料，萬料不到鄧鏡波的印刷部和職業先修都先後結束。一九八三年，會長謝肇中神父把我調回香港，竟然派到伍少梅來任教。全職獨教聖經科，由中一至中三，每週共三十節，真「要命」。

教聖經不難，可是管秩序卻困難，因為那時伍少梅收的學生很多是第五級的，所以很多都無心向學。進入課室要像「馴獸師」一般，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也無法把秩序搞好。向校長訴苦，可是校長也愛莫能助，惟有忍耐。

在伍少梅的五年教學生涯，可算是我生命中最失落的五年，完全沒有成功感。

一九八八年會長視察，我主動要求調職（記憶中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主動要求調職的）。

32. 再回鄧鏡波學校

一九八八年八月，結束了「梅記」（伍少梅學校的老師和學生都是這樣稱呼）的教學生涯後，再回到老家九鄧。因為我對那裡的人事、環境都很熟悉，而且不是當全職教師，只教中二七班聖經科，對我來說，自出道以來，從未有過這樣輕鬆的工作，簡直是「歎世界」。可是兩年後，一九九〇年七月，又蒙會長陳興翼神父的格外「關照」，委任為《會士通訊》的編輯，雖然兩個月才出版一期，每期只有約三十二版。但最初幾年那時，電腦還沒有今天的進步，更未有電郵。收到來稿後要用286類型的電腦打字，再用24針的打印機印出，加入照片，編排齊整，然後送到印刷公司去印刷。每期的工作也不少，無形中又加「辛」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