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幹潮

「熱心教友，良好公民」一直是慈幼會教育的目標，這也是總會長今年對整個慈幼家庭的贈言，重新提醒我們不要偏離我們的教育福傳使命。剛收到這贈言時，第一個浮現在我腦海的想法，並不是如何去實踐它，而是如何去翻譯它為蒙古文，一方面不失總會長的原意，另一方面又可以將之廣傳而不惹本地人的反感。

蒙古自1921年獨立至1991年政權改變70年期間，都處於共產政權之下，人民不斷受到無神主義和唯物論的教育，基督宗教一度在蒙古絶跡，甚至連傳統上普遍被接受的藏傳佛教和薩滿教也受到大力的打壓，一切宗教陷於式微！到1991年共產政府下台，蒙古結束一黨專政，並過渡成為民主國家；此時，她積極對外開放，宗教信仰才再次合法地浮現出來。可惜蒙古始終經歷了70多年的唯物洗禮，蒙古人對宗教仍抱有很大的戒心，尤其是其他外來的宗教，如基督宗教等，所以宗教信仰自由在憲法中雖然得到保障，但一切宗教活動也規限在註冊了的宗教場所中才可以進行。

共產國家一向著重意識形態，所以特別著重教育工作。按照他們的教育條例，堅決禁止宗教進入校園──學校內固然不能教授任何宗教知識，也不能擺放任何宗教的標記，甚至在學校裡工作的修女也不能穿著會衣。 我們慈幼會所辦的學校和兒童中心等教育工作單位也得跟從這些教育條例，所以表面上我們不能放置任何天主教的標記和教授宗教知識，以致在我們實踐鮑思高神父的「預防教育法」時都常有「跛腳鴨」的感覺，尤其是向我們的同工 (非天主教徒) 講解「預防教育法」時，只能解釋「理智」和「仁愛」這兩個元素，卻無法深入探討「宗教」這元素。這正正是我們在蒙古推行教育福傳工作的一個大困難。

雖然荊棘滿途，但我們總不會卻步；面對困境，我們惟有變通一下，以不同的方式去推行福傳工作。雖然明文規定在學校內不能談宗教，但所有員工和學生都稱我們為神父或修士，因為這是我們的身份，我們也不用忌諱；在重要的日子，例如校慶、畢業禮、開學禮等全體聚會中，我總穿上神職長袍，有些學生覺得我的長袍與蒙古傳統長袍不同而向我詢問，我也借機會向他們介紹天主教神父的身份；在一些特別的機會，例如新年、聖誕節、復活節等，我也會從歷史角度向他們解釋這些國際節日的沿革，從而帶入天主教的信仰。另外，我們會介紹一些對天主教有認識的員工和學生往我們學校旁邊的主教座堂，亦鼓勵他們跟我學習要理。由於在學校不可以舉行任何宗教活動，所以要理班、祈禱聚會、聖經分享等都移師我們慈幼會士的小樓進行，這也是數年前我們要另建一間慈幼會士小樓而將所有會士從學校大樓遷出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一切都只能幫助將宗教的元素滲進我們的日常教育工作的努力，但實行起來總覺有很大的欠缺。另一方面，當我們向員工和學生講解鮑思高神父的「預防教育法」時，前人採用了「良知」來取代「宗教」。當然，「良知」也是「宗教」的元素之一，但只講「良知」而不談賦予「良知」的天主，就好像在沙上建屋，無法經受狂風暴雨的考驗。但就目前來說，這總算是一個開始播種的時期吧！

這次總會長給予我們的2020年的贈言──「熱心教友，良好公民」，再一次讓我們蒙古的慈幼會大家庭去反思：「良好公民」一向都是我們的教育方向，也是我們可以公開向大眾宣傳的教育目標；但有關「熱心教友」這目標，我們又可以如何表達呢？我們終於在翻譯成蒙古文時將「熱心教友」譯成了「Man of Good Will」(秉持良知)。

這個翻譯無疑有很多不足之處，讓人覺得這只是以人性作為基礎，而忽略了人性的根源，但無奈在面對家長和政府官員，我們只得變通一下。然而，在這背後，我們仍必須以各種可行的方式，將信仰的種子撒在他們的心田。我們深信福傳是天主自己的工程，祂所派遣的傳教士只是他的使者和僕人，所以祂自有安排。一如最初三個世紀，教會在羅馬帝國內是非法的宗教，信徒更因此受到迫害甚至為主殉道，當時的情況比諸今日蒙古困難千百倍，至少至今仍未有傳教士或教友因信仰而坐牢或捨命。教會當時經歷了300多年，最終得到勝利，天主教甚至成為了羅馬帝國的國教，我們深信只要我們緊持福傳工作，有朝一日基督的福音終會傳遍蒙古並廣為人所接受，因為沒有任何人可以阻擋天主的國來臨，這也是我們每天多次向天父祈求的：「願祢的國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