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沙什廷-斯特拉熱（Šaštín-Stráže）附近的小村莊庫克洛夫（Kuklov）長大；那裡是斯洛伐克慈幼會母院的地方。那裡有一座大殿，是用來敬禮童貞痛苦之母瑪利亞的國家聖地。我12歲時，第一次遇見了慈幼會會士，但我當時還不知道他們是慈幼會會士，因為那時是共產黨執政時期，所有修道團體都是被禁止的。在教會內與年輕人進行活動和開會，會有點危險，但我們的牧者很有勇氣。他非常了解慈幼會會士。當他嘗試越過邊境時被捕，與一些慈幼會會士被關進監獄裡，當中也有真福弟鐸‧澤民。在服刑10年和擔任公職6年之後，他獲得了許可，在我們的堂區擔當神父職務。然後，他接受了慈幼會會士的建議，探訪我們的村莊，並組織會議和各種活動。當柏林圍牆倒塌時，我們發現那兩名為我們奉獻業餘時間的年輕工人，原來是慈幼會會士。他們還向我們介紹了傳教使命。但是，當我15歲的時候，我才想到要成為一名傳教士。那時，約瑟夫‧丹尼爾‧普拉夫達神父（Fr. Jozef Daniel Pravda）拜訪了我們的堂區。他在剛果（當時的紮伊爾）傳教15年後回來，並與我們分享了他的經驗。我記得他的說話：「如果有人想成為一名傳教士，那麼他現在必須先要服務他人。」

我開始接受慈幼會培育。傳教聖召對我來說，依然有點距離。我以為要成為一名傳教士，必須具備出色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感到不濟。然後，隨著對慈幼生活的體驗，我開始明白到，重要的是要信靠天主，而不是信靠自己的能力。另一個強而有力的推動力，是探訪在安哥拉（Angola）傳教的傳教士米蘭‧澤尼迪克神父（Fr. Milan Zednicek），他來到了班斯卡‧比斯特里察（Banska Bystrica）的團體，在那裡，我算是一位年輕神父。他的深厚喜悅和快樂觸動了我。傳教的意念經常在我心內徘迴。我開始跟省會長談及這事。他建議我應祈求辨識恩典，然後把我送到Orava地區的團體。那裡有許多在西伯利亞有傳教經驗的義工，而在過去的五年，更有三名慈幼會會士離開了這會院去傳教，我在那裡感受到慈幼家庭一股強烈的傳教精神。當鮑思高神父聖髑寶盒在2013年4月到達時，我在他面前祈禱，並聽到了以下的回答：「你為什麼還在等待呢？」然後，2014年6月，省會長派我去西伯利亞雅庫特（Yakutia）一個團體度過兩個月，以便掌握第一次傳教經歷。

2015年7月，我很高興來到雅庫茨克（Yakutsk）傳教。這是一個氣候非常惡劣的地方（冬天的溫度有時降到-50°C）；但是對我來說，適應新的社會關係更加困難，因為這裡只有幾個天主教徒。我還因為缺乏一個慈幼會團體而受苦；一開始時，我們只有兩個人，可幸現在已經改變了不少。當新的會士來到時，我感到很大的喜悅。我也很高興看到鮑思高神父的精神，深深吸引了當地人們的心，即使他們不是天主教徒。我認為，對於傳教士而言，信靠天主和進教之佑聖母的幫助非常重要，這樣我們就可以成為工具，幫助人們與充滿歡樂和生命的耶穌基督相遇。

在西伯利亞傳教的慈幼會Peter Lorenc神父

慈幼傳教祈禱意向

2019年12月：為今天的青少年祈禱

願全世界的年輕人都可以實現天主對他們的夢想。

2018年慶祝了關於青年、信仰和聖召辨識的主教會議。讓我們祈求，使我們在世界上所有事業的臨在，能為那些天主委託給我們年輕人的生活和夢想，帶來意義。